“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提出及现状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始通过创办刊物、报纸、广播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树立和捍卫新中国形象,我国进一步通过电影、电视、图书、期刊等形式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人民生活现状的外宣。外宣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并未完全中断。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新转机,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发生的政治风波又一次使外宣事业遭遇困境。1990年,中央提出改进外宣工作的意见,认为外宣是关乎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工作。可见,我国的外宣工作从新中国成立起就是一项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政治任务,外宣对象以支持和同情新中国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亚非拉国家人民为主。尽管有少量的外宣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但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一直靠国家出资支持。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为发展经济提出了“走出去”的思路和概念,鼓励企业对外投资。2000年,党中央把“走出去”战略写入了“十五”计划纲要。2003年,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下达了一系列指示,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这段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宣传的重心也转向了对经济成果的报道,但却发现我国的传统制造业一直保持顺差,而文化产业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的局面。同年,国家领导人及文化部领导多次指出,要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鼓励支持文化产品出口,逐步改变出口严重逆差的局面。文化部还于2004年6月就文化企业如何走出去举行研讨会,这意味着“走出去”战略开始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文化领域。2005年,国家正式提出“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基于此,文化部同年制定了《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明确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无疑都是中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调整了国家政策,在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同时提出了“文化走出去”战略,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文化贸易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文化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文化输出,我国的文化贸易则为严重逆差;其次,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使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受到很大影响;再次,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不利于中国的对外合作和交往,中国希望重新树立形象,得到平等对话的机会;最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日益强大,其他国家开始产生重新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兴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逐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化的世界传播力和影响力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由于我国一直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西方国家更是提出了“中国威胁论”,这种片面的解读论调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1998年,美国曾组织“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研讨会”,与会代表大致同意,美媒对中国的报道产生偏差的原因可能是美国记者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罗以澄、夏倩芳,2002:15)。于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成为消解外媒报道偏差的一种平衡手段。但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大部分外国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本有关中国经济的畅销书,介绍的都是“在中国如何做生意”,而不是“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给商务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艾那·唐根,2008:38)。除经济领域外,无论是“古典文化”,还是“现代流行文化”,美国人都了解甚少(刘康,2011:44)。
在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聂震宁看来,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学作品传播出去,可以去除传统外宣的说教态度,生动的故事才是让国外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较好途径(曹晓娟,2008:18)。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认为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可见,真正能够体现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是典籍和文学,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无声又深远,其所蕴藏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追问,容易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共鸣和认同,从而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偏见和误会。因此,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应该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虽然我国在文化产业上投入得并不少,但思想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由于文学的影响力远不如政治经济成果那样立竿见影,相比之下,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对外译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并非如此。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在汉代、唐代、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经历了四次高潮(武斌,2008),无论在器物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文化在近代以前对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大。比如:丝绸、茶叶、瓷器、四大发明、儒道学说、禅宗、唐诗。但是清末的闭关锁国政策和20世纪上半叶的内忧外患阻断了国外对中国了解的渠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秉持“全盘西化”的思想也急于输入西方文化。
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据中国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文献西译书目》(A Bibliography o f Western Translations o f Chinese Works,1975)中收集的资料显示,西方在1662—1973年间主动翻译中国书籍仅3000多种(包括复译本),其中鲜有20世纪中国学者的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2002:9-11)通过调查发现,整个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书籍近10万册,而西方完整翻译的中国书籍却不到500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基本停留在器物层面,思想文化即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书较少被翻译出去。他认为后者恰恰才是应该传播出去的精品,并“清醒地体认到思想文化的翻译和输出困难重重”(王岳川,2004:11)。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处李朝全2010年的统计:“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外国。对外译介的作品当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譬如,中国外文局下属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杂志社等组织实施多年的‘熊猫丛书’,陆续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当代文学作品。”(转引自高方、许钧,2010:6)可见,近代之前,我国的文化主要由国外主动译介;近代之后,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国外的主动译介越来越少,我国开始大量向国内译介西学。
自古以来,文化的传播方向一般都是由强势文化流向弱势文化,翻译活动也都是由译语国家根据需要主动译入,较少有源语国家主动译出的情况,但在一些后殖民地国家或高度移民化的国家,或某些第二语言在经济、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都需要将源语译成第二语言,如在澳大利亚、芬兰、日本等国,将母语翻译成外语或第二语言是不可避免的(Stuart Campbell,1998:24-28)。我国主动把典籍译介出去,始自南北朝,多是应朝廷之命,回赠国外来使或回应其请求。清末民初,有辜鸿铭、张庆桐、苏曼殊、陈季同等少数知名学者,偶或从事汉籍外译活动。民国时期,并未见官方设置专门机构译介汉籍,外译多是出于译者个人一时兴趣。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汉译外人员仍然远远少于外译汉人员(马祖毅、任荣珍,1997:698-705;马祖毅等,2006:115-128)。国家出版机构有计划地、系统地进行翻译出版,还是从事对外宣传的综合性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成立之后的事(廖旭和,1999:430)。在国家的支持和组织下,外文局的翻译人员从此一直肩负着对外译介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官方或者民间,出于政治宣传抑或文化交流的目的,陆续开展了一些文学的对外译介工作,可是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的国力并不相配,译介的大部分作品至今收效甚微。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开始讨论和反思中国文学的外译。2009年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离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热烈探讨。通过梳理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方面的研究,笔者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者涵盖中国文学、翻译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作家、翻译家、汉学家、理论家,以及出版商,新闻界、外宣部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各抒己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他们互相之间沟通不够密切、合作成果较少,导致中国文学对外译介领域的研究视野和范围受到限制,研究成果不利于反哺后续的翻译实践。大部分讨论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只有很少一部分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学术专著更是少之又少。这些研究多为感想式杂谈、中译外翻译经验总结、主观定性解释,研究方法单一,仅有部分个案研究或译介断代史的文献梳理,且国内对译本在国外的接受和影响尚未有大量调查和详细分析。大多数研究者受研究条件限制,参考文献多为二手资料,缺乏直接观察或实地调查取证、抽样分析、定量统计、深度访谈等手段的运用,研究结论比较片面且多有重复。2012年之后,上述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实证性研究增多,案例分析更加详尽,但是得出的研究结论,即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策略,却大同小异。
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很多,但是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并不算多。研究者都是汉学学者或中国文学学者,或通过描述译本评价某个时间段的中国文学概貌,或研究某个译本在该国的传播和接受,着重对译文内容和语言的评价,大多把中国文学放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下加以评判或者过度阐释。虽然这些研究都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但是仍然有一些研究颇值得关注。比如:“The Panda Books Translation Series”(Robert E.Hegel,1984)、“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Leo Ou-fan Lee,1985)、“Insuperable Barriers?Some Thoughts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W.J.F.Jenner,1990)、“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Michael S.Duke,1990)、“What is World Poetry?”(Stephen Owen,1990)、“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Bonnie McDougall,1991)、“Blunder or Service?—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Eva Hung,1991)、The Transparent Eye:Re f 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Eugene Chen,1993)、“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World’Literary Economy”(Andrew F.Jones,1994)、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Eugene Chen Eoyang and Lin Yao-fu,1995)、《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试析国际文学交流“逆差”说》(张泉,1995)、《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赵晋华,1998)、《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李玉莲,2000)、《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中译英》(胡德香,2005)、《论中国“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马士奎,2005)、《在异质文化中探寻“自我”———国外汉学家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研究管窥》(宋绍香,2006)、《弗朗茨·库恩及其〈红楼梦〉德文译本———文学文本变译的个案研究》(王金波,2006)、“Translat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John Balcom,2006)、《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江帆,2007)、《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高方,2008)、《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杭零,2008)、《澳大利亚出版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欧阳昱,2008)、《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译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郑贞,2008)、《〈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孙建成,2008)、《“世界文学”与翻译》(王宁,2009)、《诺贝尔文学奖与文学语言翻译———兼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应对策略》(吴秀明、董雪,2009)、《“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以英语世界为中心》(宋丽娟、孙逊,2009)、《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的传播状况》(A.A.罗季奥诺夫,2009)、《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张曼、李永宁,2010)、《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耿强,2010)、《英语世界中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与传播———兼论杜诗学的世界性》(郝稷,2011)、《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的起源、生发、传播和影响》(欧阳昱,2011)、《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罗永洲,2011)、《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刘江凯,2011)、《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吕敏宏,2011)、《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胡安江,2011)、《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谢天振,2014)、《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葛浩文,2014)、《我的三十年———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德译》(高立希,2015)、《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与翻译》(顾彬,2015)、《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4月25日在澳门科学馆的演讲词》(马悦然,2015)、《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许钧,2015)、《20世纪中国文学在越南的译介》(阮秋贤,2016)、《当代印度的中国文学译介———问题与挑战》(狄伯杰,2018)。
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课题,文学界(黄国柱,1987;刘大泯,1988;冯亦代等,1991;陈方竞,1994/2006;王岳川,2002/2004/2010;吴秀明、董雪,2009;莫言,2010;张清华,2010;王长国,2010)提出文学创作水平直接影响文学的对外译介,翻译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国内译者和语言学界(裘克安,1991;胡志挥,2003;潘文国,2004/2007;陈岚,2008;丛滋杭,2008;黄友义,2009/2010;陈洁,2010;陈谊,2010)大多认为中国文学走不出去的关键是翻译质量太差及中译外队伍短缺;翻译研究者和比较文学研究者(Eva Hung,1991/1993;谢天振,2005/2008/2010a/2010b/2014;胡德香,2005/2006;岛石等,2007;郑贞,2008;谢天振、龚丹韵,2009;江帆,2009;魏耀川、陈岚,2009;李萍,2009;赵芸等,2010;高方、许钧,2010;胡安江,2010;王柏华,2010;耿强,2010/2011)指出翻译质量好的文学或许也走不出去,因为译语国家的接受环境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影响更大;出版传媒界(叶稚珊,1990;默迪,2003;郑莹莹,2005;马琳,2007;路艳霞,2007;孙海悦,2007;李景端,2008;张宪,2008;刘元旭、周润健,2008;吴奇志、王眉,2009;任姗姗,2009;王玉、吴婷,2010;蔡莉莉,2010;李雪昆,2010;苑爱玲,2011;田小满,2011;王玉梅,2011;甄云霞,2011)开始关注翻译之前作品的选择,翻译之后译本的版权、装帧、发行、宣传等环节;汉学研究者和国外译者(Robert E Hegel,1984;Leo Ou-fan Lee,1985;W.J.F.Jenner,1990;Michael S.Duke,1990;Bonnie McDougall,1991;Julia Lovell,2005;舒晋瑜,2005;Nicky Harman,2006;马悦然、欧阳江河,2006;罗屿,2008;季进,2008/2009;顾彬,2009;韩少功、罗莎,2009;葛浩文,2010;葛浩文,2010;魏格林,2010;Yang Guang,2010;黄友义等,2010;余华等,2010;陈众议等,2010a;陈众议等,2010b;简彪、屈菡,2010;顾彬,2011;何碧玉、毕飞宇,2011;李舫,2011)认为作品的文学水平、译者的翻译能力、国外市场的推介手段和接受程度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都很重要。
上述各个领域的讨论由于研究者各自的专业背景限制,而有所偏重、有所争论,但是大家一开始几乎都认为中国文学走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译者的翻译水平不高,后来才开始慢慢理解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意识到翻译质量固然重要,但还需考虑作品的挑选和译本的装帧、出版、发行、宣传及译语国家的接受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环环相扣,每一步都决定着译本的传播效果。学者们的这种转变在北京师范大学于2010年1月14日举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深刻剖析了中国文学在本土和海外的生存状态及遭遇的问题,指出只有把创作、翻译、翻译批评、海外汉学研究、传播等几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才能改变中国文学目前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力微乎其微的窘境,使中国文学的传播更加有效(西川等,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