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内容和翻译都不满意
受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外文局书刊的对外出版和发行总量急剧下降,由原来的每年3000多万册下降为每年1000多万册,进入90年代后进一步下降为几百万册。1994年上半年外文期刊发行70万册,比上一年同期下降31.4%。中文版发行量上升,外文版下降;国内发行量上升,国外发行量下降。通过采取一系列改进措施,1995年外文期刊总发行量为535.4万余册,比上年同期增长1.9%。《中国文学》从1995年开始,每期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发表作品,得到读者好评,发行量也有所上升。1996年,通过国图公司主渠道,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量比1995年增加了144%;通过自办发行,《中国文学》的发行量增加了30%(周东元、亓文公,1999b:288,422)。但由于国图公司对各国都以硬通货(美元)交易,失去了俄罗斯以及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的许多读者。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外文局自身的工作问题,全局发行总量下降,其中外文期刊发行量下降了24.7%(周东元、亓文公,1999b:183,356,470,472,565)。
1994年下半年,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共收到读者来信110余封,读者对刊物的美术插页的兴趣明显增加,但对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十分满意,感觉内容不够丰富。美国的史蒂夫和琼·博格斯认为译介的作品最好不要有政治倾向,应侧重文化,音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斯洛文尼亚的菲罗多想读一些篇幅更长一点的小说、散文,他希望刊物最好译介一些含有历史或哲学内容的作品。美国的莎拉爱好中国文艺,珍藏着三年来订阅的每一期《中国文学》,情绪低落时喜欢看里面精美的美术插页和其最喜爱的诗歌。芬兰的皮尔科也是一位中国文艺爱好者,他认为刊物的版面设计比较好,彩图印刷非常精美,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古代印章的知识。另外,有的读者想要购买刊物上某些小说、诗歌等的转载版权,有的读者和作家直接给刊物投稿。英、美、德等国一些出版机构和大学申请购买了部分“熊猫丛书”的版权,等等(阿卞,1995:50)。
葛浩文1990年出版的文集《不同的世界:近期中国作品及其读者》(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中,收入了杜迈可的文章《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问题本质》(“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杜迈可在文中介绍了中国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小说创作,指出在海外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所需的材料并不充足。基于此,他重点分析了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他以《中国文学》杂志为例,指出外文出版社译介的一些作品本身文学性不高,翻译质量欠佳,删节严重。香港的《译丛》(Renditions)的编辑在挑选作品和翻译把关上表现比较出色,但它并不是一本专门译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杂志。此外,他还论及了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海外出版难题(Michael,1990:198-230)。
2000年,齐邦媛(Pang-Yuan Chi)和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合编的论文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评述》(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 f o f a Modern Century:A Critical Survey)出版,该书的附录(APPEN-DIX)是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文章《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 to 1999”)。金介甫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海峡两岸及香港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及海内外对中国文学的英译情况。他认为,截止到1979年,真正引起西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关注的书刊之一是《中国文学》翻译月刊。80年代之后,外文局仍然按计划持续出版中国文学英译本,中国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文学》上译介过的作品的单行本(即“熊猫丛书”)。由于不用征得作者同意,也不用付版税,因此,书价便宜。他指出译文选自《中国文学》的精选集《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及其小说》(The Time Is Not Yet Ripe:Contemporary China’s Best Writers and Their Stories,1991),有的作品做了删节,让人看不懂。但入选作品的作者,都配有国内批评家写的详细介绍。他认为“熊猫丛书”使一些作家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其中最成功的作家是古华。金介甫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当时是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和翻译沈从文作品(Jeffrey,2000:243-249;金介甫,2006:70-73)。[43]
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其译介的作品信息依然是专业读者在整理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或参考文献时的重要选择之一。200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戏剧与电影系副教授刘思远(Siyuan Liu)和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副教授凯文·J.韦特莫尔(Kevin J.Wetmore Jr.)在《亚洲戏剧杂志》(Asian Theatre J ournal)上发表了两人合作的论文《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戏剧:精选书目》(“Modern Chinese Drama in English:A Selective Bibliography”),文中收录了《中国文学》译介的部分戏剧作品的目录信息和有关戏剧的文论目录信息(Liu&Wetmore Jr.,2009:320-351)。刘思远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戏剧学博士学位,著有《劳特利奇亚洲戏剧指南》(2016)等,担任亚洲表演学会主席(2011—2015)、《亚洲戏剧学刊》主编(2017—),研究方向为20世纪加拿大亚裔戏剧和亚洲戏剧。[44]韦特莫尔主要研究中西戏剧和电影艺术,与刘思远等合作出版《亚洲现代戏剧与表演(1900—2000)》(2014)、《梅休因亚洲现代戏剧选集》(2014)。[45]
美国华裔学者嬴莉华(Li-hua Ying)编纂的《当代中国文学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 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0)中收录了部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中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译介信息目录。作者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中国云南师范大学、美国西南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现任教于纽约巴德学院,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Ying,2010:465)。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于1993年拜访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时候说,那时在美国一些大学里,他们翻译的作品如鲁迅的《药》《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都被当作教材,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播(赵学龄,1999:507)。
可见,《中国文学》在90年代以后并未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太大反响,但刊物在亚非拉和欧美各大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的收藏几乎都是完整的。由于刊物译介的内容和体裁减少,阅读文学作品的普通读者数量大幅下降,有的转向欣赏美术插页。刊物为吸引更多读者新开辟的“中英对照”形式并未引起双语读者太多兴趣,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发行的“熊猫丛书”似乎更有吸引力。不仅普通读者对刊物反应平淡,汉学家对刊物内容和翻译水准也不甚满意,几乎不再持续关注其译介的作品。停刊后,刊物只能成为编纂工具书的文献资料,仅仅剩下一些“有价值的”目录信息,其译介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文论迅速失去了原有的读者,热度不再。综上,90年代后《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已经失去了社会历史文本意义、文学文本意义以及翻译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