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业人士的中文编辑和英文译者
“专业人士”在他们独特的领域里拥有特权,如果某些文学作品公然反对文学原本的主流概念———诗学,以及社会原本的样子———意识形态,他们会时不时压制这些文学作品。但是他们会更频繁地改写文学作品,直到它们被一定时期、一定地点的诗学和意识形态接受。在文学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代表着“正统权力”的专业人士都紧跟当时在社会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赞助人的意识形态(Lefevere,2004:14-16)。
《中国文学》的中英文编辑也拥有改写作品的权力,但是中文编辑和英文编辑[6]被赞助人赋予了不同的改写权。中文编辑负责选稿及编辑加工,然后交付译者翻译。《中国文学》译介的文学作品主要由中文编辑从国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书籍或主流报刊上挑选或节选作品,非文学作品主要从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重要文艺报刊上挑选,有时需要中文编辑自己撰稿或对外约稿。重要的翻译工作通常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这些国内外专家完成,中国译者的译稿一般会由外国专家润色修改后再交由总编定稿。由于负责外宣工作,外文局的入职门槛较高。即使是挑选外国专家,除了必须试译之外,《中国文学》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英国专家的英文要比美国专家的更加地道一些,所以他们尽量多聘用英国专家。[7]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的中英文编辑的专业能力在当时应该属于全国一流水平。
(一)1951—1965：中文编辑权力大于译者
《中国文学》在1951—1965年间拥有属于外文局编制的译者和中文编辑,但是作协负责领导中文编辑并且部分作协成员参与中文编辑工作。在职责分工上,译者通常没有选稿的权力,一般也不会主动要求选稿权,往往按工作流程安排接受中文编辑选好的或者编辑好的稿件,偶尔有争执时则商量解决。从字面意思上看,英文编辑这个名称本身就体现了译者除了翻译原文之外,还有在翻译中酌情改动原文的权力。那么,其在编辑部的地位和职能跟中文编辑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中文编辑的权力似乎更大些,他们有权力去选择原文、改动原文,而英文编辑无权选择原文,更无权改动原文。这样,英文编辑的职能缩小为只能充当翻译工具的角色,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
《中国文学》虽于1951年创刊,但是直到1953年才成立编辑部。茅盾任主编,叶君健任编辑部主任兼副总编。刊物每期选题及中文定稿由茅盾、沙汀、袁水拍和叶君健编委会负责,英文翻译由外文出版社社长吴文焘负责审定。同年,翻译家杨宪益及其英籍夫人戴乃迭受邀从南京调到外文出版社工作。1954年,调入沙博理和洪楚贤等人。1956年,外文出版社任命冯亦代为季刊编辑部主任。先后从外文社英文组调来唐笙、章甦、喻璠琴、孙国臻、宋授荃等人为《中国文学》配备翻译力量。1958年,刊物成立编委会。编辑部下设由何路兼管的编辑组和由唐笙担任组长的英文组。1960年,吴旸、陈丹晨、甘树森、朱靖华调入。1961年,何路任刊物副总编,编辑部由杨友、陈丹晨负责(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16)。1962年,根据国务院外办指示,外文社对《中国文学》原编委会改组,吸收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参加。新编委会的成员如下:王朝闻(美术评论家,全国美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叶君健(作家,《中国文学》副总编辑)、何其芳(古典文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路(《中国文学》副总编辑)、余冠英(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茅盾(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总编)、唐弢(文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华君武(画家,全国美术协会书记处书记)、钱锺书(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延年,陈日浓,1999a:148)。作家协会指定专人与叶君健商讨并确定每期的内容,先后有沙汀、严文井、袁水拍、张天翼、吴组缃、陈白尘、郭小川等参加(吴旸,1999:491)。1965年,中国文学杂志社下设编辑组、英文组、法文组,共30名在编人员(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1)。
虽然茅盾任总编,但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几乎由叶君健全权负责”(邹霆,2001:282)。尽管茅盾不参与具体工作,但也对《中国文学》非常关心,经常参与提出编辑方针供刊物参考。比如:1961年11月在“双百方针”下,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以总编名义,邀请在京著名作家叶圣陶、吴组缃、张光年、严文井、刘白羽、冯至等在四川饭店就《中国文学》的对外选稿尺度及刊物改进问题进行讨论。茅盾认为选稿范围可以适当扩大,除介绍思想内容积极的作品外,一些艺术性弱、无害的作品也可以选登,他谈到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作品和古典文学中的汉赋也可在介绍之列(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6)。
创刊初期,副总编叶君健负责选稿、编排、定稿,洪楚贤[8]负责审稿和校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从事翻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5;苑茵,2008:143)。洪楚贤曾在《新民报》任编译,“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功底都很深”(苑茵,2008:143)。叶君健身兼作家和翻译家,1949年回国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欧洲文学。早在1939年,他们就在香港创办过一本类似的刊物《中国作家》,“马耳(叶君健)任总编,冯亦代任经理(采用外国杂志管理模式)”,“是‘文协’[9]总会负责对外宣传的机关刊物,也是中国第一份直接用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的刊物”(金理,2006:120)。冯亦代也是一名作家和翻译家,但是他的出版成就更大,1949年后曾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10]他于1956年任《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主要做中文编辑工作。1958年,作家协会根据《中国文学》的请求,派何路来加强编辑部的领导工作(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9)。她曾就读延安鲁艺文学系,先后在《人民文学》任评论组长及作家协会创委会工作(丁宁,1999:104)。调入《中国文学》后,她主要负责把握刊物内容的政治方向,常告诫在《中国文学》任编辑的陈丹晨,“写评论不要学《文艺报》那种文风。外国读者愿意看事实,道理要建立在讲事实的基础上,态度要平等待人、平和说话”(陈丹晨,2009)。叶君健、洪楚贤、冯亦代、何路的工作经历经验为《中国文学》的编辑和发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从牛津大学毕业归来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国文学》创刊初期承担了大部分稿件的英译工作。“杨宪益的英文很流畅,他的文学知识,包括古文,都是杰出的”(沙博理,2006:97)。英籍专家戴乃迭的中文阅读水平极高,不仅可以轻松阅读报刊,还可以在几乎不借助辞典和不请教他人的情况下阅读古文,如《史记》《左传》《论语》《孟子》等(邹霆,2001:353)。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学名著时,杨宪益翻译的初稿一般由戴乃迭修改后再定稿。戴乃迭在翻译中文诗歌时常常觉得没有把握,有时要改许多次。后来戴乃迭翻译当代小说时,都是自己译初稿,杨宪益只帮忙校对(杨宪益,2003:29)。那时,杂志从季刊改为月刊,工作量成倍增加。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他们主动承担大量政治文件和领导讲话的翻译工作,每天加班加点,工作长达12小时(赵学龄,1999:506-507;谷鸣,2010:46)。他们“有时为了配合京剧和地方戏出国,翻译一些戏剧剧本,如《白蛇传》《打渔杀家》《秦香莲》《拉郎配》等;有时为了宣传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友谊,翻译法显的《佛国记》、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的《中印文化史话》等;有时为了宣传毛主席的‘不怕鬼’思想,翻译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等”(杨宪益,2003:29)。“进入六十年代,杨、戴夫妇要翻译什么作品已基本上是由领导来决定了,《红楼梦》即是这时候请他们开始翻译的。后来杨先生坦言他并不怎么喜欢这部古典名著,但还是全力以赴”(谷鸣,2010:46)。
中国籍犹太人沙博理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专业,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9年10月前到中国,之后参与《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主要翻译当代作品,尤其是那些战争题材的、战斗的”,他“很喜欢翻译它们,对其中的许多人物感到亲切。不论是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还是在公社的田地里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国的男女英雄都有那么一股勇气和闯劲,强烈地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沙博理,2006:97)。他自认中文水平很好,“能够读并且也确实读了中文的书报杂志”,“能听收音机、看电影、看戏,与人们交谈、说笑话、开玩笑、讨论、辩论”,他很高兴没人拿他当外国人看待(沙博理,1984:191)。他也承认他的“译文欠确切”,但“它们除了表现出中国现代作品的特点外,还有利于使全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沙博理,1984:188)。沙博理认为他在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风俗、人物的思想感情,他的妻子凤子文言文极好,给了他很大帮助(何雁,2006:23)。
唐笙1951年回国前在联合国担任同声传译,后在国际新闻局和《中国文学》做英文编辑。喻璠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出国学习进修,负责《中国文学》英文翻译和定稿工作(林煌天,1997:653,886)。其他的翻译人员主要是刚毕业的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编辑人员通常是中国文学专业的(沙博理,1998:114)。《中国文学》一开始并不招收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嫌他们水平低,后来经过陈毅1963年工作会议上对此的批评,才开始吸收大学生并加以培养(周东元、亓文公,1999a:311)。因此,从专业能力上来说,《中国文学》1951—1965年的中英文编辑们无论是文学功底还是语言功底,应该都是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
(二)1966—1976：老编辑被批判,人员调动频繁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71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四人帮”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出版工作是“反革命专政”,“出版队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文化事业和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大批编辑被下放或者纷纷调离岗位(姚福申,2004:482-484)。《中国文学》也不例外,老的编辑都由于政治问题不再参与编辑部工作,被批判、下放、调离,甚至入狱,其他人员则调动频繁。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外文局的中国工作人员对外国专家不敢接触,并在“丢掉洋拐棍”的错误口号下,纷纷辞退外国专家,凭主观办刊物(戴延年、陈日浓,1999a:257,261)。许多熟悉业务的编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离开《中国文学》,编辑成员不稳定的状况势必造成刊物质量下降。
1967年,董良翚、盖厦威、沈荣根、程守正、黄渊渊、吴成栋等调入中国文学杂志社。1968年,杨宪益被收审,调入杨立义、王明杰、汤友兰。1969年,袁宝泉、刘汉玉、吴成栋下放,调入干部丁世中、徐锦源、张运署。1970年,调入干部叶启平。1972年,英文组专家沙博理调离。1973年,吴一虹调入任编辑组组长,调出干部黄渊渊、翟本钧两人。1974年,编辑部汤友兰逝世,编辑组副组长陈丹晨调离。1975年,英文组翻译章甦和编辑部闻时清病逝,副总编辑叶君健调离,毛大凤、唐志安、董纪明、马乃莉、邢啸声、周小玲、江晓天、陈浩增、傅淑芹等调入。1976年,沈荣根调离,调入吴旸、杨淑心(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5-36)。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叶君健就受到冲击,但是“中央指示:要把毛主席的诗词翻译成外文向国外发表”,身为《中国文学》总编的叶君健“虽然也要靠边站,却仍要在改造中负责刊物”的“选稿、翻译、定稿、打字、发行的全套工作”,并“组织毛主席诗词的翻译”,一直到1975年才正式调离(苑茵,2005:484;2008:187)。刊物的其他主要业务负责人由徐慎贵、吴一虹、熊振儒、陈丹晨、罗新璋等担任。徐慎贵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文学》编辑组负责人。编辑组副组长陈丹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1]熊振儒是英文组负责人,也是一名译者。新进的中英文编辑大部分毕业于中文专业或英文专业,或者从事相关工作。虽然刊物照常出版,但是由于国内的文艺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专业作家的新作品问世,刊物的选稿范围大大缩小。1967年,杨宪益感慨“当时没有什么正经的翻译工作去做了”(杨宪益,2001:214)。1972—1976年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从事的唯一认真的翻译工作就是《红楼梦》”(杨宪益,2001:241)。沙博理回忆说,他之前翻译的当代小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都被视为“思想有毒”,并被迫参与在刊物上把他认为价值并不高的东西传译给国外,但也有令他高兴的事,那就是外文局领导让他翻译《水浒传》(沙博理,1984:268-269)。
(三)1977—1989：译者地位提高,人员调动频繁
外文局作为历史问题遗留比较多的单位,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9年仍不安定团结,一些工作人员不愿再留在是非之地,连外国专家都想离开(周东元、亓文公,1999a:435,440)。1977—1989年间,中国文学杂志社人员调动依然频繁。杂志社调出、离退休及去世共48人,调入共47人,借调、出国学习及支教共11人,总人数维持在51—55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6-70)。尤其对于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尚处于恢复期的《中国文学》杂志,人员的不断调整势必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
1979年,杂志社成立由何路、杨宪益、江帆、罗良、罗新璋等人组成的编译委员会,何路、杨宪益为临时召集人。1980年,何路任社长,杨宪益任总编辑,江帆、殷书训任副总编辑。1983年,杨宪益任杂志社顾问,唐笙任副总编辑。1984年,王明杰任英文部副主任,编辑组组长为吴旸。1985年,他俩先后升任副总编辑。1986年,董良翚任编辑部主任,英文部主任为熊振儒。文化部部长王蒙任名誉总编。1987年,董良翚任副社长,吴善祥任编辑部主任,赵学龄为副主任。1988年,王明杰任外文局副局长,殷书训任总编辑。1989年,调唐家龙任副总编辑,喻璠琴代理英文部主任,吴成栋为英文部副主任。另外,英国专家白霞(Patricia Wilson)、瑞安(Carde Murray)、张西蒙(Simon Johnstone)分别于1977年、1981年、1985年应聘到英文部工作。(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6-70)
副社长董良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于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2]总编辑殷书训负责刊物的英文定稿,他早在1949年就曾参加创办对外刊物《万年青》,任编委并负责刊物中英文定稿长达十年之久。1974年调外文局,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和译著(燕京研究院,2002:200)。副总编辑吴旸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1962年调出到山西文联主办的《火花》编辑部工作,1976年又调回[13](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7,35)。副总编辑江帆肄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东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辽宁出版社社长。[14]编辑部主任吴善祥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5]编辑部副主任赵学龄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6]
王明杰先后任刊物英文部副主任、副总编辑及外文局副局长,其间曾几次出国学习培训,负责刊物的英文定稿(吴自选,2010:52)。英文部主任喻璠琴翻译的小说入选《美国国际短篇小说选》,其他译作至今仍被称颂[17]。英国专家白霞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经戴乃迭推荐应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之一(蒋子龙,2002;黄宗江,2005:264-265)。后来随着瑞安、张西蒙的加入,刊物的外国专家队伍稍微扩大了一些。至1986年,全社共58人,专业人员55人,参加评定专业职务人员42人。高级职务人员包括编审1人、译审1人、副编审4人、副译审8人;中级职务人员包括编辑10人、翻译13人;初级职务10人。同年,分配到出版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9人,是历年来名额最多的一次。(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57-58)
杨宪益1980年成为总编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编辑、行政工作,主持各种会议,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的翻译工作”(杨宪益,2001:245)。他根据杂志读者的要求,决定出一套由他自己来决定的“熊猫丛书”,即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集和中国当代作品的英译本(杨宪益,2001:245)。这套书于1981年面世6种,《春天里的秋天及其他》(巴金)、《边城》(沈从文)、《新凤霞回忆录》、《三部古典小说节选》、《聊斋志异选》(蒲松龄)、《六个女作家作品选》(法文版),前5种为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3)。从《中国文学》到“熊猫丛书”,“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把关审查制度”,耗费了杨宪益不少精力,“特别是像沈从文、周作人及被郭沫若划入另册的萧乾等作家要想由北京的《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就更加难上加难”(邹霆,2001:351-352)。英籍专家白霞认为,杨宪益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得他做总编得心应手,能够让杂志变得有趣(雷音,2007:345)。尽管杨宪益已经成为总编,但是对刊物和丛书真正掌权的并不是他。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因为何路和董良翚管人事,吴旸和殷书训管业务,“实际上事情决定还得要跟他们商量,他们同意了才能办”。杨宪益认为他唯一做过的一件事就是经过何路的同意出版了“熊猫丛书”,别的事都不归他管(雷音,2007:348)。1983年年底,杨宪益已年近古稀,决定辞职。由刚刚上任的文化部部长王蒙接任,但由于他工作太忙,杨宪益被告知必须再帮几年忙,于是杨先生一直担任杂志顾问到1986年(杨宪益,2001:246)。
1979年,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批示外文局“应从根本上考虑外国专家的职权”,“请他们做总编”(周东元、亓文公,1999a:443)。从政策上和杂志社人事安排上都看得出来,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译者的地位大大提高,包括杨宪益、唐笙、熊振儒、王明杰等人都得到单位重用。在他们的努力下,译者发挥了比之前更大的作用,拥有一定的选稿权。1979年组成的编译委员会提出,应该“发挥翻译人员在编辑工作方面的作用,可参与制定选题计划”,“发挥外国专家的作用,经常征求他们对选题和稿件的意见”,“在改稿中,允许他们在写法上做些加工”(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9)。但是正如杨宪益所说,赞助人依然通过党管的形式限制译者的选稿权,刊物的行政权和人事权仍然掌握在中文编辑的手中。
(四)1990—2000：老编辑退位,人员调动频繁
1990年之后,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担任《中国文学》名誉总编;199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社务委员会,由副总编辑吴旸、唐家龙,办公室主任孙玉厚,英文部译审喻璠琴组成,吴旸任主任委员;1992年,孙玉厚升任中国文学出版社副社长;1993年,任命傅活为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94年,唐家龙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1998年,任命凌原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戴延年、陈日浓,1999b:194,219,248,277,401)。傅活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在《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中国作家》担任编辑,后于1993—1997年调入中国文学出版社担任《中国文学》副总编辑。[18]唐家龙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中国文学出版社译审,1963—1989年在北京周报社从事汉译法工作,1989—1998年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先后担任副总编、社长兼总编。[19]凌原曾在《北京周报》任英文编辑,后任《中国文学》副总编辑、总编直到停刊。中文编辑钟振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进入《中国文学》工作(钟振奋,1990:347)。中文编辑野莽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的合同制专业作家,1987年到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野莽,1990:355)。
20世纪90年代初,喻璠琴仍然任英文部主任,其后由从《今日中国》调来的章思英接任。章思英曾先后获得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传媒学硕士。[20]英文编辑温晋根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曾在中国报道社从事翻译工作并编辑出版《世界》杂志。[21]加拿大籍华裔外国专家余薇芳(May Yee)于1998—2000年在中国文学出版社担任英文编辑(余薇芳,2009)。美籍专家卓科达(Foster Stockwell)从小随传教士父母在中国生长到12岁,后又陆续多次回到中国,1982年开始为外文局工作,1983年回美国后在一家致力于发行中国图书的书刊社工作,直到他1997年应聘来《中国文学》工作(卓科达,1998:11;顾玉清,1998:22-23)。另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斯蒂芬·弗莱明(Stephen Fleming)、关大卫(David Kwan)、詹纳尔(W.J.F.Jenner)、白杰明(Geremie Barmé)等外国专家作为编外译者都曾参与刊物的改稿工作。[22]
《中国文学》的老编辑在90年代步入退休年龄,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培养的接班人中又有几位调出。尽管后来调入《中国文学》的中英文编辑专业能力依然很强,但是来回调动频繁,为刊物服务的时间都不长,因此不如老编辑熟悉刊物的业务。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文学》面临中英文编辑青黄不接的局面。正如外文局局长杨正泉在1997年所指出的,“外文局作为靠财政拨款支持的亏损经营单位,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靠行政手段拢住现有人已很困难,更难以吸引社会上的高水平的人才。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外宣书刊的编辑质量,也已威胁着外文局的生存”(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