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活动由赞助人主导

赞助人对译者意识形态的制约不仅仅指政治领域,还指“组成指挥我们行为的形式、惯例和信念的网络”(Lefevere,2004:16)。译者可能自愿接受,也可能被赞助人强加,也可能不接受。集中型赞助人会根据译者对其施加的意识形态所做的不同反应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有时候是温和的,有时候是粗暴的。《中国文学》的赞助人一般通过开展政治运动、任命职务或准予入党等方式加强对译者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的规约。

(一)1951—1976：以政治运动为主

20世纪50—6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外文局同样要步步紧跟,国家也逐步加强了对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党内领导。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三反”运动的决定,1952年初运动就进入了高潮。外文局的前身国际新闻局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冯亦代,1999:33)。后来在1957年,又有了“鸣放”“反右”“整改”“思考总结、下放锻炼”等运动,外文出版社的反右派斗争历时14个月方告结束。1965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分党组,由作协派来的何路任书记。外文局成立政治部,中国文学杂志社设政治协理员(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8,21)。在国家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时候,国家赞助人会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来肃清或区分接受其赞助但背离其意识形态的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文局党组会议就决定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党内领导小组。外文局工作组进驻并建立“文化大革命”会(筹)负责运动的开展。1970年8月,“批查打”运动开始,《中国文学》开始办清查学习班。1971年,成立临时革命领导小组。1972年,外文局第二次整党,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4年,外文局领导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3-32)

(二)1977—2000：任命职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国文学》的译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重用。1979年,杨宪益被任命为《中国文学》的副总编,第二年升任总编。1984年,英文编辑王明杰被吸收入党,并任英文部副主任,第二年升任副总编辑,1988年调任外文局副局长。1989年,译审喻璠琴任英文部主任,之后英文编辑章思英任英文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