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文学的译介褒贬不一
1977年,外文期刊的订户普遍减少。1982年,印度专家阿南德反映中国外文书刊售价过高,不仅远远超过苏联,有的甚至超过英美书刊,造成了销售困难。印度同业认为制定书价必须考虑印度人民低下的购买水平,并充分了解当地书业市场,盲目定价根本无法进入印度市场(戴延年、陈日浓,1999a:313,447)。1980年左右,许多外国友人和国外读者来信反映,虽然外文书刊编译质量有明显改进,但发行量却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受国际政治影响,如越南、阿富汗、伊朗等政局变化以及不少国家有所抵制、限制等;二是原来的读者群分化,而新市场尚未开辟;三是改革开放后,外文局强调了贸易发行原则,改变了过去“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计成本,不顾效果,大量外发的做法;四是由于过去外文书刊在国外定价过低,1980年做了较大幅度提价,影响了订户量和销售量(周东元、亓文公,1999a:515)。为此,外文局实行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从1982年开始,对外书刊发行量连续大幅增长。但是到了1985年,由于纸张涨价,外文局的书刊一律提价,1986年提价50%—100%,对征集期刊订户有所影响。1989年,外文书刊发行量比前一年下降17.3%(戴延年、陈日浓,1999b:20,51,100,166)。虽然1979年中美建交改善了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国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机对我国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许多订户纷纷退订我国期刊,对外交流活动大都被迫中断(刘东,1999:116)。另外,美国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菲利蒲·葛鲁施肯1985年访华时提出,外文局书刊的封面、内封及字体编排等设计风格不符合外国读者的口味,这也是造成其在国外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戴延年、陈日浓,1999b:69)。
虽然外文书刊的整体发行量下降,但是《中国文学》却一度逆势而上。自从进入80年代杨宪益出任该刊总编之后,他力挽刊物此前的颓势,使之很快就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1984年,刊物由月刊改为季刊后的第4期比前一年未改刊的月刊12期,印数上升113%。1986年,刊物英文、法文两版印数超6万册,作为对外传播专业性很强的文学刊物,能有这样的业绩是罕见的。刊物发行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地区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中国文学》的订户和读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新时期以来,欧美地区的订户和读者增多。据1986年统计,英文版《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订户为1731户,芬兰的为1195户(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51;徐慎贵,2007:46;谷鸣,2010:48)。德国前总理科尔在会见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王蒙时说,他就是通过《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的,因此建议刊物出德文版。于是,《中国文学》杂志社于1984年派专人赴联邦德国与蒂特里克出版社商谈合作出版德文版《中国文学》的事宜(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57)。
《中国文学》自从1978年恢复《古典文学》栏目以来,许多读者来信对这一栏目表示欢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1)。1984年,改为季刊的《中国文学》春季号译介了《迷人的海》(邓刚)、《围墙》(陆文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以及巴金、艾青的作品和他们谈论自己创作的文章。由于选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到国外读者的好评。一位日本读者来信说,“接到书后一口气把全书读完……”,对改刊后的《中国文学》表示赞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50)。澳大利亚的德怀特认为,之前的《中国文学》曾经让读者想要放弃阅读,并且再不碰它,因为有一段时间它的基调很乏味,短篇小说看起来千篇一律,只是名字不同,人物像是用纸板刻出来的僵化的人偶———完美无缺的干部、农民与一无是处的走资派相对抗。但是80年代以来它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是1984年春季号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中国文学杂志社,1986:3)。戴乃迭翻译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爬满青藤的小屋》《绿化树》等作品在刊物上刊登或出版单行本后,立刻被西方报刊评介和转载,在欧美引起极大的反响。刊物的贸易发行量显著增长,“文化大革命”中丢失的教授、学者和白领读者又重新回来了,杂志出现了第二个春天(赵学龄,1999:505-506)。
韩素音1980年来信说:“你们最近几期杂志真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我不知道欧洲有哪一家杂志能接近你们已达到的这样高的水平……你们的杂志真是好极了,非常精美而又材料丰富,使我心里充满喜悦之情。”1985年春季号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张贤亮的《绿化树》尤其令人感兴趣。唐弢在《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文中写道:“歌德认为在中国小说里,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小说的语言简洁、纯净。”而《绿化树》就具有这些特色,从创作力来说,几乎可以和古华的《芙蓉镇》相媲美。
民主德国的卡尔·儒勒几乎每一期都是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认为从《中国文学》上能看到许多令人惊叹的东西和出色的文学作品,通过阅读刊物上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和文章,他已经对中国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他觉得古华不仅仅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而且已经进入世界文学之林,认为戴乃迭的译文成功地传达了古华作品的精神面貌。
菲律宾的郭爱兰非常爱读《北京人》,欣赏这种亲切的新鲜的形式,认为由普通人自己谈论他们的生活比浏览名人趣事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面貌。英国的马鲁·哈拉萨认为《北京人》是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因为西方人不可能听见中国人民有关日常生活的谈话,这些作品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别。看起来,政治对个人的影响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他最欣赏的一篇作品是《为什么,为什么流浪?》。
罗马尼亚的吉娜·帕娜特认为《烟壶》是一篇非常好的故事,她非常欣赏作者用令人惊奇的熟练手法对旧北京及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所做的生动描写。她表示自己被这篇小说深深地迷住了,它又一次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高尚情操。她对有关文学创作自由的文章也很感兴趣。《沈从文的寂寞》一文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沈从文其人。她还希望能多读到一点介绍中国作家生平、工作的文章,以及中国的民族史诗,如《玛纳斯》《江格尔》和《格萨尔》。
美国的爱玛利娅及其丈夫都很喜欢阅读刊物上译介的小说、诗歌等艺术作品。他们在中国旅游期间在长江的游艇上得到了《中国文学》,有几篇小说叙述手法简洁、独特,使他们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评述说每一个人物的情感、创造性、想象力、欢乐和痛苦、爱情及其他心灵上的东西,都被作者细腻地描写出来。封面是那么漂亮,插图、照片、漫画也非常好看。翻译技巧相当熟练,没有遗漏。
印度的高希说这是他第一次购买《中国文学》,他想让它成为家里的常客。他认为在印度丰富的本国文化遗产被撇在一边,市场上充斥着令人生厌的色情垃圾和宣传品,腐败的西方影响似乎居于统治地位;出版商致力于骗人的广告而忽视了严肃文学,并夺走了没有警惕性的读者。在印度这样一个荒原上,中国出版物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澳大利亚的艾·胡切斯认为收到《中国文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享受,因为每一期都加深了中澳人民的共同信念,尽管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有同样的希望和恐惧,都会因同样的原因哭泣或微笑,生活中也同样有起有落(中国文学杂志社,1986:3-4)。
关注《中国文学》的普通读者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的文学修养普遍较高,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阅读以了解中国文学和社会为主要目的,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手法、文学性、翻译水平等有更高的要求。同时,国外汉学家也通过《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历史、文学和文学翻译,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读者逐渐增多。刊物所承担的功能仍有以下几点:
首先,有读者把《中国文学》当作社会历史文本来阅读。
1985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郭丹青(Donald C.Clarke)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论文《近期中国文学中的政治权力与权威》(“Political Power and Authority in Recent Chinese Literature”),作者试图通过研究“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文学考察中国的法律、政权和国家治理模式。他认为《中国文学》1982年第8期译介的《陈跛子与裘队长》(京夫)体现了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地位差别,尤其是凌驾于农民之上的队长的权力。同一期译介的《火红的云霞》中,工厂党委书记的权力堪比警察,可以私自调查工厂一批来历不明的木材,并处罚该非法行为的罪魁祸首,而故事中本该行使执法职责的警察却始终没有出现(Clarke,1985:237-245,389)。作者毕业后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远东商法,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当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Editors,1986:403)。[24]
其次,有读者把《中国文学》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
第一,分析《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家作品。1982年,英国汉学家秦乃瑞(John Chinnery)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论文《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Lu Xu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讨论了高晓声及其作品,并注意到《中国文学》上有对高的译介。作者在脚注中所示《中国文学》1981年第10期译介了高晓声自传性的文章《水东流,不回头》[25],1980年第12期译介了叶志诚的《探求者———高晓声介绍》。该文作者认为高晓声的作品《陈奂生上城》跟鲁迅的《风波》一样使用了幽默技巧,并摘录了《中国文学》1980年第12期的部分译文,但稍有改动。秦乃瑞时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曾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学,主要研究鲁迅(Chinnery,1982:420-421)。
1983年,澳大利亚籍华裔汉学家雷金庆(Kam Louie)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 f Chinese Affairs)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新形式:圣约翰大学会议》(“New Forms of Real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The St John’s University Conference”)一文,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年轻人对现实的幻灭感,并以《中国文学》1980年第12期译介的大学生程守中的诗歌《老龟》为例,来说明当时年轻人对中国人向来引以为傲的古文明的强力批判。雷金庆当时刚刚完成自己在悉尼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研究的是从共产主义角度评价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于1978—1979年在南京大学教授英语,后来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论文相关研究工作(Louie,1983:99-113,iii;Editors,1981:406)。雷金庆曾是昆士兰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首席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政府最高文化咨询机构澳中理事会理事、学术期刊《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总编辑,还曾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26]
第二,评价《中国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及译介贡献。1981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王仁强(Richard King)在《太平洋事务》期刊(Paci fic Affairs)上发表论文《“伤痕”和“暴露”:“四人帮”之后的中国文学》(“‘Wounds’and‘Exposure’: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Gang of Four”),认为《中国文学》1980年第7期译介的《悠悠寸草心》(王蒙)虽然属于暴露文学,但是在批判干部方面却不痛不痒。王仁强指出,“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报纸文章因冯雪峰与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关系而称赞他,但是丝毫不提造成冯雪峰晚年悲剧的原因。作者在脚注中提示读者可以参看杂志在同年第3期译介的《冯雪峰的一生》(冯夏熊)(King,1981:92-99)。王仁强曾在维多利亚大学长期教授、研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他翻译的《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获得了1991年英国比较文学协会的中文翻译奖,还曾于1993—1996年在北京当过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27]
同年,英国德裔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1979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新起点?》(“1979: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一文,认为《中国文学》虽然从1979年年中开始译介新出现的当代文学作品,但是其中一些作品总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删改(Jenner,1981:303)。20世纪70年代,詹纳尔曾是外文局的专家译者,是《中国文学》杂志的外国翻译之一,翻译过《西游记》《鲁迅诗选》《丁玲小说选》等文学作品。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过中国中心主任,并在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系任教。[28]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比较文学教授李达三(John J.D eeney)同年在学术期刊《中国文学》[29](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上发表了论文《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他指出,《中国文学》会时不时译介一些来自外国读者和参观者的文学评论,这些加强了中外文学交流(Deeney,1981:134)。李达三曾在台湾学习中文,在台湾和香港教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奖学金和资助项目,还经常在中国大陆开办讲座和国际研讨会等相关活动。[30]
1984年,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Barme)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学者高岛俊男(Takashima Toshio)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两本著作的书评,白杰明认为缺少日文版的《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是导致日本读者不能及时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Barme,1984:200)。白杰明曾在堪培拉国立大学攻读语言与中国历史,1974—1977年到中国进修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为《七十年代》杂志做过英文编辑工作。他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教授,创办了该校中华全球研究中心。[31]
第三,给读者提供阅读《中国文学》的信息。1979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在学术期刊《中国文学》上发表了《中国文学近期著作:Ⅱ.中华人民共和国》(“Recent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Ⅱ.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文。文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英文版成为少数没有被停刊的文学刊物之一,但是不确定其版式和封面是否在“文化大革命”后面貌一新(Nienhauser Jr.,1979:94)。这说明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结束后的《中国文学》接触并不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黄维樑(W.L.Wong)在倪豪士文后补充了“附录”,特别提及《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刊登在《中国文学》1978年第4期,其中对赋、比、兴有比较“标准”的英文翻译(Nienhauser Jr.,1979:98)。倪豪士1979-2010年担任学术期刊《中国文学》的主编。他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由于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2003年获得洪堡基金会(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他致力于翻译《史记》、杜甫诗、唐传奇、《搜神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2020年,他获得中国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32]黄维樑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威斯康星大学客座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以及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研究中国文学和中西文论,其散文入选近二十种选集。[33]
1982年,美国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E.Hegel)在《中国文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价了美国华裔汉学家杨立宇(Winston L.Y.Yang)和茅国权(Nathan K.Mao)编纂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与评论、论文、书目指南》(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一书。他认为该书对中国文学相关期刊的介绍信息丰富、非常有用,但是却没有提示读者《中国文学》上的译文有其不准确之处。他指出书中第8部分介绍的是新中国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但是却遗漏了《中国文学》1972—1975年译介的浩然的文学作品———《房东大娘》《幼芽》《争先靠后》《一担水》《红枣林》《西沙儿女》(节选)[34]、《欢乐的海》。当时何谷理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Hegel,1982:285-286),他1973年师从夏志清教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日本书学博士学位。1975—1988年任华盛顿大学亚洲与近东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90年转至该校比较文学系任教,1997年起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同时,他还在杜克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访学、教学并从事研究工作。[35]
1984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汉学家杜迈可(Michael S.Duke)在《太平洋事务》期刊发表了一篇书评,该书为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等人于1983年编译的《艾青诗歌选》(Selected Poems o f Ai Qing)。杜迈可注意到其中一些译诗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上(Michael,1984:334)。他主要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翻译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等作品。[36]
美国汉学家文棣(Wendy Larson)和俄勒冈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作家、诺贝尔奖和文学国际政治》(“China’s Writers,the Nobel Prize,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ture”),文中用脚注形式指出,1987年第4期的《中国文学》曾经介绍过巴金的作品被译介成20种语言在国外广泛传播(Larson&Kraus,1989:156)。两位作者都任教于俄勒冈大学,前者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电影和文化,后者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政治、中美关系等。[37]
最后,还有读者把《中国文学》当作翻译文本来阅读。
1978年,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倪豪士在荷兰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了论文《字词、词典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iction,Dictionaries,and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文中用脚注形式提及《中国文学》1975年第6期译介了刘禹锡的诗歌并介绍了他的政治诗(Nienhauser,1978:74-75)。作者于1981年在《中国文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柳宗元新译》(“Liu Tsung-yüan:Recent Translations”),该文评论了不同出版地的三份书刊对柳宗元作品的译介,其中包括《中国文学》1979年第9期上对柳宗元散文的译介。[38]他认为张锡厚的论文《唐代的古文运动》毫无价值可言,文中充满了流传几百年的陈词滥调。同时指出柳宗元散文的译文段落划分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现代中文文本,频繁使用解释性翻译并忽略对典故的翻译,使之不能被称为一篇学者型的译文,他还举例说明了译文中一些并不准确的地方。但是相比之下,他依然认为《中国文学》上的译文是这三种书刊中质量最高的(Nienhauser,1981:258-261)。
1984年,何谷理在《中国文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熊猫丛书”》(“The Panda Books Translation Series”)中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几十年来都是通过《中国文学》向外译介的,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只能为主流作家提供对外传播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刊物上译者不再署名,出现了大量没有作者和译者署名的作品和样板戏。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杨宪益担任总编,刊物才恢复了生机并发展迅速,尤其是新发行的“熊猫丛书”弥补了外文社出版的英译中国文学单行本和《中国文学》的不足,让国外读者获得更多机会去接触中国文学。他认为虽然其选材范围受到限制,但是这些书刊达到了向外推介标准形式的当代中国文学的目的,尽管其翻译还达不到学者型的翻译水平(Hegel,1984:179-182)。
华裔汉学家李欧梵(Leo Ou-fan Lee)于1985年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评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译介中国文学的先驱者,并肯定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的译文,但也表达了对杂志中一些作品被严重删节的不满,希望看到更多学者型翻译家出现(Lee,1985:562)。李欧梵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他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修中国近代思想史兼文学。之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39]
1986年,伦敦大英图书馆印本与写本图书部研究助理麦基洛普(B.McKillop)撰文指出,“熊猫丛书”和外文社出版的其他书刊近乎直译的翻译风格对于专业读者而言更有吸引力(McKillop,1986:369-370,403)。作者197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汉语研究文科硕士学位,并于1976—1977年以英国文化协会学者的身份在北京大学获得研究生证书。她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亚洲收藏馆馆长、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副馆长,专注于中国和韩国文化史的研究。[40]
可见,《中国文学》之所以在1978—1989年能够被欧美知识分子读者和专业读者广泛阅读,较大原因之一是刊物在这些国家的馆藏量。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各大国家图书馆及研究汉学(中国学)的主要高校的图书馆的馆藏几乎是期数齐全的,只有少数单册缺失。《中国文学》成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刊物信息不仅在他们的论文中出现,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比如:耿德华1980年的著作《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何谷理1981年的专著《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杜迈可1985年出版的著作《绽放与争鸣: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Blooming and Contending: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Period),都大量参考了《中国文学》译介的文学作品和文论。
《中国文学》的目录信息还被欧美学者收录入有关中国文学的工具书中。德国海德堡大学捷克裔汉学家米列娜·多莱热罗娃-韦林格洛娃(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是“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中国师从郑振铎和吴晓玲研究中国小说。她于1988年编撰的《中国文学精选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1900-1949)是一套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文学的工具书,分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四卷。书中提供主要文学作品的书目信息、内容简介、作品评价、二级文献及译本信息。在译本信息中,《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有关此类作品的译介在西方有限的英译资料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1977年,美国出版家坦克尔夫妇(Sam and Sylvia Tankel)在纽约创办了一份文学双月刊《国际短篇小说选》(Short Story International),由美国国际文化公司出版。《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后译介的一些作品得到了《国际短篇小说选》的注意,截至1999年,该刊物共选载了《中国文学》上译介的30多篇优秀小说。比如:1982年第10期的《夏天的经历》(戈悟觉)和第11期的《八百米深处》(孙少山)、1987年第4期的《沙狐》(郭雪波)。中国文学出版社收到很多外国朋友的来信。有的读者说,之前以为中国只有僵化的思想而无优秀的文学,现在明白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当代小说写得也非常优美。许多外国朋友因此来到中国,从了解中国的文学进而了解文学中的中国(郭林祥,1999)。
综上可知,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读者对象以国外知识分子和汉学家为主,刊物得到了这些读者的广泛阅读和评价。“文化大革命”后改版的刊物译介的古典作品、现代作品、当代作品大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当代作品更是改变了读者以往对刊物较差的印象,甚至连刊物中的插图、照片和漫画也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大多数专业读者不再把《中国文学》当作简单的社会历史文本来阅读,而是当作文学文本,从各个角度做文学批评,并且似乎对《中国文学》译介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此外,也有读者对刊物提出了意见,比如:刊物所选作品的题材拘泥于“正统”,译文不是“学者型翻译”,没有给出原文的出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