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左中右,与所有一般友好书店合作
1979年,外文局要求国际书店改变过去主要支持和依靠左派进步书店的做法,面对各国书店,不论大、中、小,不分左、中、右,只要一般友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都可以进行业务往来。对过去长期往来的左派书店业务关系和两党关系应有所区别,必要时可用贸易优惠的方式给予照顾,如分散、延期付款等(周东元、亓文公,1999a:470,485)。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商和出版社,以美国、西欧和日本为主;对资商不予资助,还要抽版税,收取外汇(戴延年、陈日浓,1999a:359-360)。可见,外文书刊主要依靠的还是左派书店,并适当与资商开展业务。
1978年与我国建立翻译出版关系的国外出版社和书店包括15个国家的19家机构,有日本的青年出版社、东方书店、燎原书店;尼泊尔的费底亚书店;孟加拉的恰兰笛卡书店;印度的新书中心、思想出版社;斯里兰卡的黎明书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法国的百年出版社;联邦德国的红旗出版社、上耐出版社;葡萄牙的红色土壤出版社;瑞典的十月出版社;丹麦的十月出版社;挪威的十月出版社;荷兰的进步书店;希腊的教育出版社;美国的立新书店。1984年和1985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1]先后在美国和英国设立常青图书有限公司(戴延年、陈日浓,1999a:324-325;1999b:45)。
由于对外书刊的发行必然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的海外发行网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1977年,国际书店恢复对印度的发行工作,自1962年中断15年后开始少量贸易往来。1982年国际书店与苏联国际图书公司签订双边贸易合同,这是1964年合同谈判中断后重新恢复书刊贸易的一种形式(戴延年、陈日浓,1999a:309,458)。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国在日本、西欧和北美的同业出现动摇和分化。美国的“中国书刊社”已把工作重点从发行我国书刊转向自行出版图书,10月宣布关闭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的门市部,导致美国一般读者没有渠道购买中国的外文书刊(周东元、亓文公,1999b:74)。
为了外宣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部门每年都要划拨大量资金支持外文书刊的邮费和国外发行网点的建设。 比如:1977年,国际邮件邮资调高100%—160%,国际书店该年邮运费支出3000万元人民币,国家差额补助2500万元。1981年,外文局提出需要国家增加财政拨款1978万元(含外汇220万美元)来协助外文局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并认为许多外宣工作根本没有经济收益,发行愈广,费用愈大(戴延年、陈日浓,1999a:305,438-439)。1986年,文化部为了发挥国外发行网点的作用,需要解决美国、英国、埃及、坦桑尼亚等地网点的用房、办公配备、陈列点问题,共需财政部资助约1270万元人民币(周东元、亓文公,1999b:21-22)。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同业关闭销售点,我国急于购买纽约和旧金山两处门市,需200万美元。加拿大多伦多的同业敦煌书店因房主改建房子,只能另购买一处门市用来经营,需经费60万美元。英国常青图书有限公司在伦敦需购置仓库,共需27万美元。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门市小、地点不理想,需要400万美元更换他处。在坦桑尼亚所租用的房子要归还,需20万美元另买门市。除去外文局自筹部分及分期付款,再加上基建投资1305万元,共需财政部下拨2678万元人民币(周东元、亓文公,1999b:74-75)。多年来,我国一直认为外文书刊不是一般商品,外宣也不是营利性事业,因此,所有出版发行的经费都向财政部申请。外文局每年所造预算,财政部从来没有削减过(罗俊,1999:8-9)。可见,国家在对外书刊发行方面的资助力度并不小。
然而,外宣书刊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远远低于国家的财政投入。一方面,为了稳定已有的发行渠道,国家不惜成本。1979年,国际书店的定价仍采取分区定价的低价政策,但要求其差价应逐步缩小。国际书店向外文局汇报说,78家左派、友协代销的60%的书刊,偿还账款能力较差。为了坚持贸易发行,外文局准备依照“旧账从宽,新欠从严”原则处理。此时中宣部提醒其不要因为突然强调企业关系,而造成与左派或友好组织的关系骤然受到不利影响(戴延年、陈日浓,1999a:361,365)。另一方面,为了逐步改变外宣长期亏损的局面,国际书店80年代开始尝试增加贸易发行量。1980年,国际书店全面调整外文书刊出口定价,同业代收订户佣金逐步调低,部分地区的部分外文期刊的航邮费由免收改为酌收(戴延年、陈日浓,1999a:384)。1983年,外文局提出将书刊的发行重点和赠送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加强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发行工作。由于国内编印后远道寄递有很大局限性,外文局拟大力开展在国外翻译出版和合作出版。1983年,国际书店改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简称“国图公司”),是文化部直属司局级事业单位,仍由外文局代管,实行企业管理制度。中宣部1988年要求《中国文学》等5种期刊要在限定时间内完全恢复贸易发行,不再兼做非贸易品种(戴延年、陈日浓,1999b:2,5,13,137)。虽然国际书店试图按照企业经营模式去开拓发行业务,然而因发行重点在第三世界,在各种优惠条件下依然无法收回账款,这也印证了外文局“以对外宣传为主,增加经济收入为辅”的对外合作出版的方针尚在延续(戴延年、陈日浓,1999b:416)。
1983年,外文局认为既要大力提高刊物质量,更要大力多出书,出好书,改变过去相当长时期内重刊轻书的倾向(戴延年、陈日浓,1999b:5)。中国文学出版社随后组织出版了“熊猫丛书”,并很快得到国外较好的反映。由此,对外出版发行的重心从《中国文学》转到了“熊猫丛书”。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更好地完成书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派专人出国学习出版业务,参加国际书展,积极洽谈对外图书出版业务。如:1982年,与澳大利亚威廉·柯林斯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协议,第二年便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1983年,派王明杰赴英国学习出版业务半年。1986年,派两名进修人员去德国蒂特里克出版社进行短期业务学习。同年,与美国“中国书刊社”合作出版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在美发行。1987年5月,与新加坡亚太图书(新)有限公司签订重印《聊斋志异选》的合约。1988年与荷兰的Novib Ainbo出版社就出版荷兰文版《芙蓉镇》一书达成协议,并签约拟在1990年合作出版《中国文学编目》。同年,出版部主任沈蓁在参加第39届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与马来西亚Polandul Pullveans出版社签署由该社重印《龙的传说》一书的合同。1989年,与苏联第聂伯河出版社商谈,议定每年提供两部中文书稿供该社推出乌克兰文版,并免费授权该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作品选》一书(戴延年、陈日浓,1999b:95;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5-69)。
美国同业剑桥出版社(Cheng&Tsui Co.)专营有关中国的书刊,它在美国专业学术期刊《中国文学》1979年创刊号封三上刊登广告(见图40),其中就有《中国文学》杂志及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42]但之后再未见到其他相关广告。
虽然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同40多个国家的近100家书商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为营销投入大量资金,也增加了书刊品种,但是国外只订购我国少数赚钱的品种,发行渠道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周东元、亓文公,1999b:29)。我国的经营体制和领导体制成了这当中最大的问题。1979年邓颖超副委员长对外文局的工作提出意见,她听说美国的一个专门推介中国书刊的书店里,香港、台湾地区邮寄的报刊都很及时,北京的书刊却很少,并且迟至一两个月才能收到,她认为这样肯定影响销售,无法跟其他书刊竞争。其实,我国对外期刊在国外不能被及时收阅主要是航邮费用太高而大多采用平邮造成的。国际书店做工作总结时认为新时期对外发行方针、任务不明确;发行渠道不畅;结构体制和内容管理跟不上;存在官商作风;贸易和运输没有明确规定;领导事务主义,大小事都没抓好(戴延年、陈日浓,1999a:368,414,373)。1985年,时任文化部部长朱穆之指出,对外发行应该树立为读者服务的思想,改变坐门等客的官商作风(戴延年、陈日浓,1999b:60)。80年代,冯亦代去美国时,曾到过经销我国书刊的一些书店,他发现这些书店大都偏处大厦的高楼一隅,工作人员虽有满腔热情,但无法开拓销路。他认为我们需要有一批有一定运营资金的书店,以及一批已经立住脚跟的书店,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人做老板,能满足积极推销这一基本要求即可(冯亦代,1999:35)。刘尊棋回忆说,虽然80年代中期中国书刊比较活跃,但在国外市场上仍然看不到中国图书。1986年10月他到美国时,在书店里没看到一本外文出版社的书。他认为,就发行来说,国图公司依靠的还是那些小书商,美国只有极少数书商批一点中国图书。国图公司不应该是唯一的发行渠道,外文出版社可以直接与国外书商联系。这些现象虽然反映了发行的不得力,但导致这些的根本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问题:内外不加区别,不讲针对性。对英美读者与对苏联、对日本的读者采取的营销策略应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简单地说,就是采取外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方法,对方若接受不了就达不到宣传目的(廖旭和、张荣富,1999:22)。1989年,外文局决定《中国文学》从1990年起不再由邮局承担国内订户的发行任务,改由国图公司自行办理(戴延年、陈日浓,1999b:155)。《中国文学》对内发行和对外发行的合并,客观上使国图公司的发行工作更加复杂。另外,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的书刊外宣也造成了严重的打击。1980年3月,法国一伙极端分子袭击了中国国际书店在巴黎的友好同业凤凰书店,整间书店被燃烧弹烧毁,4名工作人员被烧伤(戴延年、陈日浓,1999a:383)。
图40 1979年《中国文学》学术期刊创刊号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