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左派进步书店为主,派遣驻外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出版社的前身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的刊物面向全世界,以对外为主,对内为辅。英文刊物发行重点为东南亚地区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靠我国香港地区转运站向外发行,采取经由同行书店直接订阅、赠送或交换的方式。那时苏联各种外文版的《新时代》《苏联文学》封底都刊登苏联国际图书公司在各国的代理发行网点,这些据点很快也成为我国发行网最早的基础。国际新闻局以国外左派书店为主体,建立起各国发行网。1950年,发行网已经推广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印度、美国、英国的销量居前三,苏联、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的销量在前十,最大的同业是印度孟买人民出版社。对外发行的南线经我国香港地区,北线经国际书店[20]向苏联和东欧发行。香港对外转运采取平寄、航运和航寄,订户从北京直接邮寄,但是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若改用航运缩短邮寄时间,国际新闻局则无力负担过高的航运费用(王福时,1999:580-581;周东元、亓文公,1999a:33-34)。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书籍刊物(包括《中国文学》),主要转由国际书店以贸易形式向国外发行,同时还以非贸易形式(赠送和交换)发往各国。非贸易发行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补充贸易发行的不足,扩大宣传影响。以贸易形式销售的刊物分地区定价,以不超过当地苏联书刊售价为原则,加大同行折扣,期刊改用航空邮寄,补助同行推广及广告费用(周东元、亓文公,1999a:66)。
1961年,外文出版社的书刊发行范围扩大到142个国家和地区,新增发行网点主要在亚非拉地区。但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和某些民族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右倾,外文社的对外发行受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抵制和封锁。虽然书刊能够进入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国际书店仅仅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70多家书刊发行机构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其中,亚非拉地区占205家,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书店在国外的同业主要是由各国共产党或进步组织、个人所创办的,我国书刊的经销主要靠其中的少数左派发行机构。由同业批发的我国各种外文期刊约占总数的2/3,个人订户不足1/3。1963年,发行范围增加到87个国家和地区的545家发行机构,其中左派发行机构共55家(周东元、亓文公,1999a:263-264,326)。
由于外文书刊是配合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因而常常受到国际政治变化的直接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中印关系恶化,大量的书刊发行突然中断(邵公文,1999:562)。60年代初,古巴、印尼、加纳等国政局变动,外文书刊发行大起大落。1963—1964年我国对印尼发行书刊465万册,但是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书刊发行全部中断。国外左派书店也常受政治压迫而被迫中止与国际书店的业务往来(罗俊,1999:70)。
国际书店的基本任务是对外发行我国以毛泽东著作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的外文书刊,发行地主要是正在进行斗争或革命的地区(如亚非拉等地)。虽然要求以贸易发行为主,但是又提出在实现宣传效果的基础上再算经济账(周东元、亓文公,1999a:266-267)。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贸易发行方式基本流于形式,非贸易发行占了很大比重(曹健飞,1999:654-655)。
1953年,国际书店与英国柯烈茨书店建立贸易关系,这是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业外,较早与新中国书刊发行机构建立贸易往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业(戴延年、陈日浓,1999a:5)。该书店经理罗素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书店陈列和销售的大部分外国进步英文书刊来自苏联和东欧。柯烈茨书店不论在门市陈列还是在书刊推广工作中,都将中国书刊作为业务中心,为英国和欧洲各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中国出版的中英文各类书刊。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以来,我国不仅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国营书店关系恶化,而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办的书店(包括英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央书店)关系也恶化了,其中也包括柯烈茨书店(曹健飞,2007:72-73)。
我国书刊进入美国始于1951年,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只有美国共产党在纽约开办的一家“出版物和产品进口公司”(Imported Publications and Products)与我国尚保持往来。由于美国的限制,我国的刊物发行量很小,每种期刊订量不足500份。1960年,美国进步人士亨利·诺伊斯在芝加哥开办了“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Periodicals,Inc.),经销从我国进口的中国书刊,后在纽约开了分店。 由于该店的努力,中国的书刊60年代的在美发行量比50年代有了成倍的增长(龚介福,1999:677)。
日本共产党在1952年创办的极东书店是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往来最密切、营业额最大的一家日本同业。但是随着60年代,中共与日本共产党在政治上出现分歧、关系恶化,我国与极东书店也断绝了业务关系,其社长安井正幸被日共开除党籍。1966年安井开设了东方书店,于是,中国图书的全部经销业务都转到了东方书店。东方书店是推销中国出版物最积极的日本书店之一,成为向日本各大学及有关研究单位提供中国出版物的中心。他们还在日本各地配合日中友好协会组织中国期刊的读书会。但是对于中国书刊因在选材上缺乏针对性而不受日本读者欢迎的情况,安井正幸经常提出批评和改进建议,在发现书刊还是没有显著改进时,曾感叹不如自己来选材出版(曹健飞,2007:74-75)。
我国书刊的对外发行靠的不是专业书店而是业余的进步分子,发行活动即便收不到书款也在所不惜。进步分子的行销地点大多为“楼顶书店”,他们限于资金人手,不可能做较大规模的推广工作,往往是守着书店等待顾客的光临。有一个被认为是承销我国书刊最积极的国家,每年所要的数量总是不断上升。然而当外文社冯亦代遇到我国驻该国大使时,才得知我们寄去的书刊都堆积在该国的海关仓库里,因为该国的领导人是反共专家(冯亦代,1999:35)。我国只跟中间保守性的书商往来,他们除了得到很低的折扣,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我国的资助。再加上非贸易发行和贸易发行的界限不清,导致“国外某些同业认为国际书店是搞政治宣传,不是搞贸易”(戴延年、陈日浓,1999a: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