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经验教训
首先,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第一个步骤一般是确定译介主体,即由谁来译介,这是首次尝试对外译介时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然而,经过了50年的历史沉淀,译本的再次传播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刊物的译介效果。从译介效果出发,分析读者反馈,而后确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语语言、译介渠道、译介对象(见图42)。因为从读者反馈中足以分析后面的所有因素,依据译语国家的期待规范,再结合源语国家的译介需要,比只考虑后者能够获得更好的译介效果。
图42 译本的有效再次传播模式
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译介行为必然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这是由赞助机制本身决定的。译本和编译人员不可能摆脱它们的控制,只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有限的选择。这种机制对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一方面,国家有能力为刊物和专业人员提供资金保障,并保证刊物通过审核,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赞助人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指令性要求,出版社和译者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刊物的内容和翻译容易带有保守色彩,从而对读者失去吸引力。
当然,不能把国家的文学译介行为单纯地解释为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这样就忽视了译介主体和读者的能动性。在不同的阶段,也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下,译介主体和读者的能动性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译本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和接受效果。国家译介行为本身是一个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规范等有自身运作机制的多个“规范”因素构成的翻译系统,在赞助人、中英文编辑和读者能动的操作下,这个系统便呈现出自律性和他律性。它一方面在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规范等因素的制约下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在赞助人、中英文编辑和读者的干预下偏离自我约束的轨道。在自律和他律的力量消长中进行的国家译介行为,在国际文化场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其次,国家容易在政治极不稳定或者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之后,为了在国际上寻求认同和帮助或是增强国际影响力,急于把文学译介当作对外宣传的工具,通过其主动大量地对外输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由国家制定的翻译政策会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变化而变化。国家的意识形态越集中、统一、僵化,译本的翻译政策就越单一、死板、极端,所选作品的范围就越小、越单一,读者反应和译介效果就越差。用对外宣传的政策来指导文学译介并不十分合理,对外宣传的主要途径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专业期刊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均不如它们。文学译介的效果并不能立竿见影,这便不太符合外宣的要求,似乎也很难快速地达到外宣的目的,最终容易让国家赞助人失去信心,从而撤资停止译介。
再次,赞助人的构成部分越复杂,行政命令和业务命令就越复杂,执行起来也就麻烦得多。但是其命令越多就越具体,对译介行为关心得越多,资金支持及人力支持就越多,译介行为就会更加顺利。反过来,赞助人构成部分越单一,指令性要求便越少,执行起来就更加简单模糊,对译介行为不够关心,各种支持减少,译介实践的进行反倒更加困难。译者的稳定度并不高,单个译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不能代表整个合作团队的水平,不同的译者业务水平不同,所以单纯在源语环境下探讨某个译者或者某些译者的某些译文质量,并不能说明其翻译水平,也不能说明这个团队整体的翻译水平,因此,必须从接受方的反馈才能看出在译语环境下哪些译者的哪些翻译能够被接受,哪些译者的哪些翻译不能够被接受。
最后,由于单行本译介的故事完整连贯、选材集中,单行本这种译介形式比文学期刊更容易获奖,也更容易被高校当作教材使用。但是源语国家译者翻译的作品往往被国外专业读者摈弃,他们更愿意使用译语国家专业人士编纂或者翻译的文本,其中有语言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源语国家无法控制译语国家读者对翻译文本的反应,也无法控制翻译文本在译语国家的流通和使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供多样化的译本,让国外读者在图书市场上有更多的选择。因此,国家垄断翻译文学的译介并不可取,应该允许更多译者生产更多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译本,通过各种渠道对外译介,由市场规律去淘汰不合格的译者和译本。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需要转变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国家赞助人的赞助身份和管理职能。在国家这种官方译介形式下,官方政治宣传的色彩浓,国外读者不易接受或者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国家垄断对外译介实践、统一管理,或者由译到销包干到底,容易导致对出版社的业务工作照顾不周、国家经济负担过重等问题。如果改为半官方译介或非官方译介,国家职能转变为宏观统筹和策划,则可能会有效地去除官方意识形态,有利于国外读者接受,减少国家负担。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比如:国家可以通过设立基金,以公开招标或者建立翻译基地的方式吸引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谢天振,2008)。
第二,挑选被译介的作品时,需要从只考虑源语国家意识形态和诗学转变为同时考虑译语国家的读者期待。国家赞助人根据源语国家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需要开具的书单,往往不符合国外读者市场的需求。当然,国家译介并不需要一味地迎合海外读者的阅读口味。所以,倘若由国外出版商开具待译书单,再由我国根据自身的需要从中挑选或者根据国外不同的读者市场制定不同的译介方案,或许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第三,需要从以政府为导向的译介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译介。在国家干预下,文学译介只重译介的内容选材,不考虑译介效果和读者的接受能力,造成合格的译文并不受读者欢迎的局面。内容整齐划一、口味一致,并且主要依靠国家的发行力量,这些都不能满足海外读者多元化的需求,也不适应市场经济下商业竞争的要求。对外译介文学不仅需要一批懂文学和翻译的中外专业人士,还需要懂包装、宣传、发行、代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比如:通过编译、节译、摘译、缩译等各种手段,以漫画、口袋书、精装本、简装本、DVD、CD、电影、电视等各种形式将中国文学的译介推陈出新。也可以先让一部分中标的译者将其试译的作品放在网上供全球的读者试读并评论,或者推荐给国外高校研究中国文学的教师在课堂上试用,在正式出版或发表整个译本或译文之前收集读者的反馈意见,择优挑选得到读者喜爱和肯定的译者译作。待正式翻译出版后,再请国外专业读者撰写导读或评论,以促进译本的对外销售和传播。除了依靠国家自身的发行力量,还要跟国外主流发行渠道合作,才能进入国外主要销售市场。
第四,国家根据海外读者的意识形态划分目标读者,而译介目的又受国家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的影响,这两者同时又制约着翻译文学的发行地区及在该地区的发行量。所以,《中国文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印度和印尼的发行量最大,“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与我国意识形态分化的国家的抵制,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国际关系正常化后欧美读者明显增多,但是却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读者流失的现象。其实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淡化和外交正常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而《中国文学》却没能成功地转变发行思路。这说明在新形势下,应该按照不同国家的书刊市场对读者的不同划分来制定相应的译介策略,因为同样是英语国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情况并不相同,同样是西方国家,英、美、法、德的中国文学读者市场也不相同,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读者族群对中国文学的需求都不尽相同,而这些只有当地的书刊市场才最了解情况。
第五,读者对翻译文学的评论包括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两个方面,但是与刊物译介主体一样,显然对译介内容更加关注。由于《中国文学》译介的内容容易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所以有不少国外读者批评刊物在某段时期的宣传气味浓,在安全的范围内挑选作品,只译介官方认可的主流作家,认为我国很多文学创作单调僵化、缺乏文学性。不可否认,我国的文学创作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对外译介的可选范围并不大。如果选材不符合读者期待,那么译者水平再高也无法吸引读者。可见,只有文学蓬勃健康发展,对外译介时才能有多种选择。译介的作品种类越丰富,吸引的读者群也会越多样化。
第六,如果学界仅仅以笼统的“好”和“差”给译文贴标签,则是不大可取的。因为读者对文学翻译质量的评价只不过体现了特定时期内个人或群体的好恶标准,这种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既不能给予翻译实践者有效的帮助和建议,也无法使之上升到学术层面进行有益探讨。学界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评价有限,但却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值得译者借鉴思考。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都比较喜欢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的译文,但也比较关注翻译是否有遗漏。普通读者比较适应解释性翻译;专业读者却注意到了译文有删减、修改及翻译不准确的地方,或者忽略对典故的翻译,他们不满解释性翻译,期待学者型翻译和文学性翻译,偏向接受近乎直译的风格。有些读者还提出译文的语言和风格太陈旧过时,应该跟上国外英语的发展变化,认为请美国本土译者翻译或者润色的译文质量上乘。
第七,不能忽视译介环节中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作用,脱离译介环境来谈翻译质量显然是不客观的。《中国文学》特别遭到专业读者诟病的是,刊物带有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译者在翻译时不得不压抑或磨削原作的嘲讽锋芒。这种读者反应恐怕与刊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死译”成风造成的消极影响有关系,就算刊物后来为了照顾读者而做出某些改译,也很难改变读者的既有不良印象。因此,国家应该避免按照政治外宣工作的要求来规定文学外译工作,而是应该允许译者从专业翻译的角度按照原作的文学风格和读者的审美趣味来挑选合适的翻译方法。
因此,建立中国文学外译长效研究机制便成为一种必要,通过及时调研海外读者市场,收集并分析读者反应,制定文学作品选译方案,预估非目标读者的阅读反应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形成文学译介机制、反馈机制、监督机制之间的良性循环。文学译介需要符合其自身的规律,包括翻译规律和传播规律。换句话说,文学翻译需要考虑读者市场的接受规律,包括不同时期、不同译语国家的接受环境、读者期待及市场容量等方面,不能急于求成,否则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