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方针受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制约
赞助人所制定的编辑方针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它们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烙印。《中国文学》的中文编辑根据赞助人制定的编辑方针来挑选作品。由于赞助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不断变化,《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会随之发生变化,并会呈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编辑方针一般包括对刊物性质、作品比重、选择范围的规定。
(一)1951—1965：“五四”以来作品逐渐停译
《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创刊初期的编委会注重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和政治性,认为所译介的“作品要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水平,不出现政治性差错”(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做的英勇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辛勤努力、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以及我国整理文学遗产的成果”(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7)。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古典作品(包括民间文艺)占15%—20%;当代作品占35%—50%;“五四”以来作品(现代作品)占10%—25%;论文、文艺述评、文艺动态、作家画家介绍占15%—25%(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22)。[23]“十七年文学”时期,《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体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制约着刊物编辑方针的制定,尤其体现在刊物对“五四”作品的译介上。1959年,对外文委认为《中国文学》在当代作品、“五四”作品和古典作品的比例上似可适当增加“五四”作品的比重,因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译介会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外文社1962年综合规划要点》中指出《中国文学》要有计划地多选择一些“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优秀作品。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认为《中国文学》增选一些“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有好处,因为这类作品对国外读者可能更亲近些。同时读者也喜欢看古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多登些,吸引他们,并可顺便使他们看到当代文学作品,从长远考虑也有好处。对外文委也指出《中国文学》可多登些“五四”以来的作品,因为“五四”作品比较有定评,经过时间考验,也是国外广大读者所需要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159,203,215,219-220)
1963年12月,毛泽东对文化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他对文艺工作再次提出批评,“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王庆生,1996:859-861)。1965年,国务院外办提出“五四”时期的作品中比较正确的又合于时代要求的作品数量本就有限,过去已发表得差不多了,今后可以不再刊登(周东元、亓文公,1999a:385)。外办副主任李一氓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五四”作品不能再刊登。作协党委组副书记刘白羽说:“现在选登的‘五四’作品有两个问题,一是好的作品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一是‘五四’作品有个麻烦,不能修改,只好照登。如再继续刊登‘五四’作品,这就不适当了。”(戴延年、陈日浓,1999a:192)在“左”倾意识形态下,赞助人在创刊初期对“五四”作品的比重一直持“增加”的态度,但是只选表现“革命”的作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五四”作品的解读和选择越来越窄,并逐渐呈现出否定的态度,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多数左翼文艺工作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四”作品反映的内容已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这些作品有“时代的局限性,表现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虚无主义、彷徨、苦闷的”东西,“像闻一多、蒋光慈、萧红等等的作品可不出”(周东元、亓文公,1999a:341-342)。赞助人为了避免刊物犯政治性错误,1965年决定停止译介这类作品。
第二,赞助人的编辑方针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出现较大矛盾或者分歧时,《中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会自动遵循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1949年至1966年间的政治生态多变,社会处于多种运动之中,“左”的观点占主流地位。因此,刊物译介的作品一如既往还是“左”的多。
第三,赞助人之间的编辑方针出现不一致或者不协调时,下级单位一般会服从上级单位。比如:对杜甫作品的译介。1962年,为了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拟定了选题计划并就此请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文学》编辑部个别同志认为刊物的读者主要是在战斗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选译太多的描写战争残酷、反对战争的诗,对读者没有好处,因此不同意对外介绍《兵车行》《前出塞》等名作。但是林默涵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学中,都有写战争残酷的,这正说明过去剥削阶级的罪恶,如果以为选了几首这类诗就会削弱斗争,怕没有那么严重吧!”(周东元、亓文公,1999a:214-215)于是,《兵车行》出现在该年第4期选译的一组杜甫作品中。可见,赞助人主要是从暴露旧时期统治阶级的恶行考虑,并不考虑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这在当时是较为常见的看法。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政治气候瞬息变化,刊物编辑对待作品的意识形态和解读方式不得不更加谨慎,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选刊决定还需等待上级的最终意见。
第四,《中国文学》的赞助人在对期刊的性质定位上基本一致,都认为《中国文学》是以发表当代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艺术综合性刊物,不宜刊载政治性文件或者附赠时事性小册子。《中国文学》为配合国际政治斗争,1958年第5期和第6期增出政治文件附册(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0)。这马上引起了赞助人的注意,第二年,对外文委便提出《中国文学》一般不宜刊载配合外交斗争的政治性文件。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选译国内作家的作品来反映他们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周东元、亓文公,1999a:159)。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指示文艺刊物政治色彩不宜太浓;外办副主任廖承志主张《中国文学》不要配合任务,不要抢先(戴延年、陈日浓,1999a:93,97)。
第五,《中国文学》受《苏联文学》编辑方针影响很大。 自创刊伊始,《中国文学》的设计和版式都在仿照《苏联文学》,在编辑方针上自然也少不了向其学习。据冯亦代(2000:97,106,113)回忆,他1958年多次根据《苏联文学》的目录考虑《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1958年10月他收到《苏联文学》第8期后,发现该期是“苏联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辑,是为了亚非作家会议而编译的,想到《中国文学》并没有专门搞一期介绍兄弟民族的文学,这也表示了在编辑工作中还没有政治挂帅,以后要注意”。他翻译了《苏联文学》1957年全年各期的目录,“得到许多启发”,规划了《中国文学》接下来的几个译介方向:“革命的回忆录(从国内战争到解放)、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左翼作家的作品”,并准备“向编辑部建议”。他还翻译了1958年《苏联文学》各期的目录,认为其对文艺动态的报道和文艺述评方面的选题,有很大的启发。事实证明,《中国文学》后面实际译介的内容确实与冯亦代的考虑相符。
“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编辑方针为《中国文学》定下的基调即以译介当代作品为主,主要反映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的努力奋斗,弘扬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和文艺理论。即使是译介古典作品和“五四”以来的作品,所选内容也必须具有反抗精神和斗争性。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赞助人对《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的要求逐步由松到紧,编辑们也必然要跟上国内意识形态的变化。
(二)1966—1976：古典作品停译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之前的赞助人都受到冲击,由新的赞助人暂时代管,但是新赞助人在外文局军管的状态下,根本无暇也无能力从编辑方针上指导刊物的发展。1974年,新赞助人中联部就外文局业务请示中央,认为自己“了解国内情况不多”,“对外文局出版的外文书刊如何宣传报道国内各方面情况,很难给予具体帮助”(周东元、亓文公,1999a:421)。因此,编辑方针数量和内容都大幅度减少,《中国文学》在业务上几乎处于无政策管制的状态,只能跟全国其他工作一样,“文化大革命”前期高度顺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纠正极左思潮带来的错误。
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时期,刊物的编辑方针规定用文艺作品来体现和表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那么,“文化大革命”前期则是“政治挂帅”,直接用文章来“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1966年12月,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否定了1949年到1966年间文艺工作的成绩,造成全国一片混乱。国内文艺创作停滞,文艺刊物几乎全面停刊[24],《中国文学》面临选稿困难。外文局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以文章为主,选登一些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思想的文章,重点介绍适于对外宣传的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文学和相关新作品,并增加批判、评论性的内容”(周东元、亓文公,1999a:398)。1966年开始不再刊登古典作品,全部刊登当代文学作品及毛泽东文艺思想论文和文艺方面的反修文章。通过自查,外文局认为《中国文学》等刊物内容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还举得不高,不鲜明”,对《中国文学》等杂志批评最多的就是“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投降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周东元、亓文公,1999a:403-404)。1971年,中国文学杂志社领导在制定的编辑方针中申明《中国文学》“是对外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刊物”,“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以译载我国文艺作品为主的文学艺术刊物,它主要刊登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还刊登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9;戴延年、陈日浓,1999a:268)。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文学》开始着手转变编辑方针,从极左思潮中慢慢恢复。1973年,杂志社邀请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举行座谈,她除了介绍美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动态外,还谈了对外文局的外文书刊的一些意见(戴延年、陈日浓,1999a:285)。随后,《中国文学》编辑部传达学习韩素音的讲话,转变“左”的对外宣传方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4)。
(三)1977—1989：古典和现代作品恢复,当代作品减少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给文艺界带来新的希望。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肯定了1949年至1966年的文艺路线和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建设、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的崭新面貌。“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应该“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创作条件(邓小平,1980:1-8)。邓小平的讲话为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指明了方向,对待文艺创作,要为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群众服务;对待古典和外国文学,应该借鉴其优秀部分;对待文艺批评,应该坚持“百家争鸣”;对待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提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就在新的文艺政策下迅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首先,刊物开始纠正一系列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编辑方针。1977年6月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不久,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作家格林尖锐批评我们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邓小平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做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罗俊,1999:7;廖旭和、张荣富,1999:21)。《中国文学》编辑部传达了学习格林的讲话,改进“左”的对外宣传方针的要求(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4)。同年,编辑部邀请英国朋友叶和达(Yahuda)来座谈,他希望《中国文学》提高作品水平,题材要广泛,放弃“八股”之风,改进编辑工作等。编辑部听取了意见后,考虑重新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顿十年之久的《古典文学》栏目,决定开辟《中国古典文学史话》专栏,以满足读者的要求(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6)。
其次,刊物明确了新时期的编辑方针。1977年,刊物成立编译委员会,提出刊物今后要加强对古典、现代、当代的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增加美术作品的刊登、评论和介绍,增加反映文艺动态的文章;聘请国内文艺界各方面的专家成立顾问委员会(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8-39)。准备自1981年打破以文学为主、作品为主、当代作品为主的三个框框,改《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并重,作品与评论并重,扩大选题范围(周东元、亓文公,1999a:481-482)。1983年,《中国文学》拟在第二年改为季刊,认为季刊比月刊更能够保证稿件质量,使内容臻于精粹,并能够容纳较长的作品,增加美术作品和其他栏目,使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47)。
最后,在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编辑方针也受到相应的影响。1989年10月23日,编委会召开各部、室主任会议,传达中宣部会议精神。要求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考虑对外宣传业务(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69)。
刊物的编辑方针仅仅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选择范围(古典、现代、当代),并增加了译介艺术作品的比重,而对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都没有具体的规定。编辑方针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变化,即对文艺管制的放松。但这并不表示刊物的编辑方针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编辑方针中最突出的是对内容的调整,压缩了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增加了对艺术作品和文艺评论的译介,这是因为出版社的党的核心小组认为“在过渡阶段”需要“适当减少当代文学作品的分量”(戴延年、陈日浓,1999a:334),“对于那些探索性的作品,可以采取客观介绍的方式”(周东元、亓文公,1999b:25)。“过渡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尚未形成,刊物无法完全把握当代作品的政治方向,减少译介便可以减少政治风险,这种编辑方针明显是自觉从赞助人的立场出发的。因此,在政治转型期看似放松的文艺政策下,刊物在译介当代作品方面持保守或观望的态度,这依然表明其受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
(四)1990—2000：逐渐全面停刊
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以后,全国上下大力发展经济,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1992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朱穆之、曾建徽、周觉等同志在听取中国文学出版社汇报后指出,《中国文学》需要介绍古代的文学,但更重要的是介绍当代文学。之后,《中国文学》赞助人开始倡导大力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编辑方针开始更加注重对外发行的经济效益,外文局于1993年把“外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业务并入中国文学出版社,由中国文学出版社统筹出版文学图书”。1994年,外文局要求刊物调整布局,使之更适合对外宣传和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 自1995年起,《中国文学》开始每期围绕一个中心译介作品,得到读者好评。(周东元、亓文公,1999b:125,129,211,288)
其实到了90年代,《中国文学》主管部门已经没有专门针对刊物的公文或会议了。文化部从一级赞助人中退出,《中国文学》在文学题材和内容方面缺少相应的指导。赞助人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对外宣传部门关注更多的是外文局新闻时事类的外宣刊物,如:《北京周报》、《今日中国》(即原《中国建设》)、《人民画报》,相比之下,《中国文学》的经济创收几乎垫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规律对《中国文学》慢慢起作用,由市场决定编辑方针成为一种可能,国家赞助人的职能逐渐由直接干预变为宏观调控。可惜,刊物在没有做好应对市场冲击的情况下,遭遇了停刊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