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容重于语言

《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译介目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亚非拉读者和欧美的普通读者通过刊物译介的作品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并称赞中国的革命精神,可以说刊物部分地达到了其译介目的,译介内容符合左派读者的期待规范。但是刊物译介的“文革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应,有读者认为这些作品过于机械化而缺少文学性,汉学家也对这些作品几乎没有评论和研究,这说明对于以文学审美为阅读目的的读者而言,这些作品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规范,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当代文学作品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从译介内容上来说,如果作品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那么译语语言对于读者而言也就不再重要了,因此,读者对《中国文学》译语语言的要求就更低了,甚至干脆忽略。

《中国文学》译者白霞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时,评价大多数的文章、小说和诗歌都是垃圾,没有任何价值。她觉得“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编辑没有一个会说英语,他们怎么能使一个杂志适合英语世界的口味呢?他们的思维是中国人的,不懂得外国人的思维。他们挑选的文章我们觉得很愚蠢”(雷音,2007:345)。白霞作为欧美专业读者之一,她的反应也是把内容放置于译语语言之上,她认为选译中国作品的编辑们至少要非常了解国外接受语境中的读者的阅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