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称赞,欧美批评
1954年,《中国文学》与外文出版社合并之后,第1期印了1.93万册。1957年,刊物发行量约为1.5万册。1963年开始订户逐步上升,第1期订户1200多户,第7期已经增加到2200多户。该年每本成本约1.67元,全年需要资金20多万元。陈毅表示刊物的方针不变,只要销路增加,每期发行1万份,有2000多订户,投资20万、30万值得,国家愿意花这笔钱。他认为如果像以往过于突出政治,销路会越搞越少,比如订户曾经下降到700多户,今后要想办法扩大订户(周东元、亓文公,1999a:95,128,311-322)。50—60年代,《中国文学》在印度和印尼的发行量最大。[3]1964年中法建交,《中国文学》增出法文版[4],为刊物在欧洲的发行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1951年《中国文学》问世后,受到外国友人和读者的欢迎和鼓励。印度共产党文化部门写信盛赞刊物出得及时,认为通过它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的新文学,还可以了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加拿大的“进步书会”(Progressive Book Club)很快把该期刊连载的《新儿女英雄传》印成单行本,在北美发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发表了评价这个刊物诞生的专文(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印度许多进步作家读完创刊号后,纷纷写来长信,热烈地祝贺《中国文学》的诞生并激动地畅谈读后感。他们认为,《中国文学》塑造了新中国新的人民形象,中国人民反压迫、反剥削、敢于抗争,给大家指出了一条民族解放的道路;《谁是最可爱的人》气贯长虹,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吴旸,1999:490)。
从1953年开始,外文出版社除了编译《中国文学》之外,还开始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其中一些是在《中国文学》上已经译介(节译)过的文学作品的单行本,这些译本与刊物互相配合,受到广泛欢迎。外文出版社认为,英译本引起资本主义国家读者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中国文化的向往。通过近代作品的介绍,增进了读者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英译的中国古典和近代文艺作品,使不少外国读者改变了因接受长期反动宣传而形成的对中国人民形象的妖魔化看法,增进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尤其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屈原》《离骚》《阿Q正传》和《鲁迅短篇小说集》等作品,很受各国读者的喜爱。他们来信说,这些作品对于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量”,使他们“深受感动”,“同中国人民更加接近了”,并引发了他们“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与研究的兴趣”。许多国家的报纸与文学刊物发表评论赞扬上述作品或加以转载,不少国家的出版社和读者要求将这些作品译成其本国文字出版(有的已经转译出版)。有的作品被选中在电台广播,有的读者来信报告《屈原》在当地上演和受到观众欢迎的盛况(周东元、亓文公,1999a:109-110)。一位阿根廷读者来信说,《离骚》像中国优秀的古画一样引人入胜。《杜甫诗选》在挪威书店供不应求,有的读者指名索书,可见读者能够感受到杜甫向往和平,关心人民疾苦。英国读者伊·克伦麦尔认为《宋明平话选》是一部有意思的故事集,能让读者看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种种官场生态。英国一读者看完《关汉卿杂剧选》后,在其所在地的戏剧节上演出了《窦娥冤》。美国一读者认为《鲁迅选集》特别有价值,鲁迅通过文学抨击了封建社会。有的读者认为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通过鲁迅著作了解中国革命前的文化和政治是很重要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在印尼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廖旭和,1999:435-438)。一位犹太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对面开办了一家东方书店,每周六专门组织读书会研讨《中国文学》,通过讨论刊物上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的变化,一直坚持到1999年刊物停刊[5](苑茵,2008:144)。
从读者来信看出,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实现了文学的教育和娱乐功能,他们从中受到激发并借此了解中国的文学故事和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些作品同样得到了国外专业读者和报刊的好评,其中属《鲁迅选集》影响最大。新加坡《阵线报》指出,鲁迅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正是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今天所应走的正确道路。美国作家摩阿认为鲁迅的作品是他读过的最动人最有力的作品之一,鲁迅精细的描写揭示了旧社会的生活内幕,生动地表现了各种社会情况,他的故事是革命文学的典范,给人以力量。另外,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在《国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家》是一部闪光的文学著作,把中国20年代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批判地再现了现实,选材生动,语言栩栩如生,具有无限吸引力。捷克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把《铜墙铁壁》推荐给自己的学生,认为该作品能够使他及学生更加了解中国1946—1949年发生的事情,比历史书更能让读者看到中国人当时的日常生活和英勇斗争(廖旭和,1999:435-438)。专业读者不仅通过《中国文学》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也发现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独有的文学特征。
《中国文学》也成为欧美汉学家们的阅读对象,由于这些汉学家来自历史、文学、语言等不同的研究背景,因此,他们阅读《中国文学》的目的也不一样。在欧美接受语境下的这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集中刊发在1963年第13期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6]“中国文学”专号上,这些论文是他们于1962年在伦敦召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研讨会上提交的文章,刊登的大部分论文以脚注的形式标明了文中所使用的《中国文学》提供的资料信息。这些汉学家通过研究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和文论来了解中国的文学创作、文艺政策、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和诗学、社会结构变化,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创作上的特点或不足。他们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角度:
首先,把《中国文学》当作社会历史文本来阅读。
1959年,美国华裔汉学家李田意(Tien-yi Li)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Annals o f the American Academy o 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变化》(“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文中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指导方针时,把《中国文学》1954—1957年译介的周扬和茅盾的有关文论列为参考文献。当时作者是耶鲁大学中文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和小说(Tien-yi Li,1959:96,263)。他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是美国第一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之一,曾在耶鲁大学、史密斯学院、印第安那大学、夏威夷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任教(谢莺兴,2005)[7]。
1963年,美国华裔汉学家夏济安(T.A.Hsia)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一文。作者在文中坦诚,他读中国小说是为了研究中国历史。他认为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主题千篇一律,都在歌颂英雄,但是在读者看来恰恰具有讽刺效果,他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例,并说明在《中国文学》1954年第1期的“编者按”中可以看到周立波的生平介绍。另外,他还以《中国文学》1960年译介的《青春之歌》(杨沫)为例,并摘录了第6期译介的有关《青春之歌》的书评,认为该书评对小说的称赞反而可能会导致读者的排斥(T.A.Hisa,1963:113-138)。当然,作者在文中所说的读者是指包括作者在内的与中国意识形态不同的海外读者。夏济安曾经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8]
美国华裔汉学家时钟雯(C.W.Shih)也在同一期《中国季刊》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合作社与公社》(“Co-operatives and Commune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文中讨论了以合作社和公社运动为故事背景的中国小说,特别注意到中国女性地位发生的变化,并举出了《中国文学》1960年第5期译介的《一点红在高空中》(胡万春)的例子。时钟雯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C.W.Shih,1963:203,263),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英国文学、中国语言和文学,她制作的有关中国作家和唐代文化的纪录片曾由美国公共电视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简称PBS)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9]
1971年,美国华裔汉学家Joe C.Huang[10]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恶棍、受害者与道德》(“Villains,Victims and Moral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作者提出,由于没有直接的途径去研究中国社会,只能求助于反映中国现实的中国小说。他选取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创作的4部小说,并指出欧阳山的《三家巷》曾被1961年第5期和第6期的《中国文学》译介,梁斌的《绿林行》(《播火记》节选)则在1961年第3期被译介。Joe C.Huang当时在美国密西西比州陶格鲁学院(Tougaloo College)教授政治学,第二年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深造(Joe C.Huang,1971:331-349,410)。他是夏济安的学生,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1]
其次,把《中国文学》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
1963年,美国汉学家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论文《中国共产主义文学:对传统形式的坚持》(“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Forms”),分析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发现《中国文学》创刊号上译介的版本删去了原文部分内容。白之当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副教授(Cyril Brich,1963:86,263),后成为讲座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他的研究涵盖传统中国小说和戏剧以及现代中国文学。他以翻译明代戏剧及故事闻名,其80—90年代的译作《牡丹亭》《燕子笺》《浣纱记》广为人知,深受读者好评。[12]
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C.T.Hsia)在同一期《中国季刊》上发表了论文《残存的女性气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Residual Femininity:Women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探讨了50—60年代的中国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并用《中国文学》1960年第12期译介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3]来说明共产主义和修正主义对“人情味”的不同界定,文中将《中国文学》1960年译介的《春暖时节》(茹志鹃)作为讨论对象之一。夏志清是夏济安的弟弟,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C.T.Hsia,1963:158-179,263)。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任该校中文名誉教授。他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 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是一本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权威之作,对海内外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德裔美籍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也在同一期《中国季刊》发表了论文,题为《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中的青年与年龄形象》(“The Image of Youth and Age in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该文分析了《中国文学》1956年第1期译介的严文井的童话,提及刊物1955年第1期、1959年第6期以及1962年第1期译介的张天翼的童话[15],综述了1955年第3期译介的《年假》(骆宾基)、《韩梅梅》(马烽)以及第4期的《老陶》(徐光耀)、《考验》(夏衍),1957年第1期的《冰化雪消》(李准)、《小胖与小松》(杲向真)、《海滨的孩子》(肖平)和《蟋蟀》(任大霖)[16]以及第3期的《在森林里工作的人们》(逯斐),1959年第12期的《两代人》(李准),1960年第3—6期的《青春之歌》(杨沫)等作品中对孩子的刻画,并引用1959年第11期译介的《青春的闪光》(刘白羽)中的话作为结尾,认为这些文学把对“青年”的刻画从“形象”降级为只剩下“口号”。卫德明当时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教授,曾于1933—1948年在北京大学任教(Hellmut Wilhelm,1963:180-194,263)。他是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儿子,后赴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讲授中国史,1971年起任中国历史和文学名誉教授,出版了多部研究《易经》的专著。[17]
最后,把《中国文学》当作翻译文本来阅读。
1963年,Yong-Sang Ng[18]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论文《毛泽东诗词》(“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作者在分析1962年《人民文学》刊发的毛泽东诗词时,给读者指明英文版可以参看《中国文学》1963年第1期译介的毛泽东诗词6首。作者是一位资深译者和编辑,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当代中国人和中国政治的项目组的成员(Yong-Sang Ng,1963:70-71,263)。
1975年,美国华裔学者庄信正(H.C.Chuang)在期刊《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 f Asian Studies)上发表书评介绍自己编译的《中国文学:流行小说和戏剧》(Chinese Literature: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一书时,注意到自己选入的宋元古典作品《冯玉梅团圆》和章回体小说《水浒传》曾经分别被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在《中国文学》1955年第1期和1963年第10期上译介过(H.C.Chuang,1975:516-517)。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庄信正是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并曾接替他的恩师夏济安先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后于联合国担任翻译(干琛艳,2006)。
由于《中国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份对外介绍中国文艺的刊物,因此,当时被许多国家图书馆收藏。尤其对于与中国处于冷战状态的西方国家而言,只能通过阅读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另外,二战之后,美国、日本的汉学研究发展迅速,苏联(俄罗斯)汉学重新崛起,打破了西欧传统汉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何寅、许光华,2000:340-341)。美国、日本、俄罗斯和西欧的各大国家图书馆及研究汉学(中国学)的主要高校的图书馆[19]都订购了《中国文学》,或是纸质版或是微缩胶卷,但是订购情况几乎都是50年代的期数不全,60年代期数比较完整,其中美国、日本、瑞典的图书馆收集的刊物期数最全。《中国文学》在这些国家的高校或研究所图书馆一般比在国家图书馆的藏数齐全,比如,东京大学、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现都存有全套刊物。但也有例外,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即有全套刊物。反倒是在销售量最大的印度和印尼,图书馆的馆藏量非常小且期数不全。这说明在亚非拉国家,普通读者可能比专业读者多;而在欧美国家,专业读者可能比普通读者多。
《中国文学》译介的部分作品得到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 from China)的转载,主编沃特·梅泽夫(Walter J.Meserve)和鲁斯·梅泽夫(Ruth I.Meserve)夫妇在“引言”部分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引用了《中国文学》1959年第1期和1965年第2期译介的《1958年的中国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报告》两篇文论上的观点和资料。他们在书中转载了《中国文学》1959年第8期的一篇少数民族故事和第12期的《新食堂里忆故人》(赵树理),1960年第1期的诗歌《送瘟神》(毛泽东)和第8期的诗歌《三门峡之歌》(贺敬之),1965年第5期的一篇寓言。他们在该书“序言”中说明所选作品译文均来自外文出版社,未做任何改动。在“引言”中,他们提出中国有可与西方经典文学媲美的伟大作品,可惜美国的普通读者对此并不了解。他们通过用西方文学做类比,向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传统、文艺政策以及文学的发展变化,但解读都偏向政治角度。沃特·梅泽夫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亚洲戏剧文学,鲁斯·梅泽夫在堪萨斯大学英文系做研究,主攻现代中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们发表并出版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和著作,尤其在中国戏剧研究方面贡献突出。
另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介的《唐宋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以及《长生殿》等作品都被英国伦敦大学列为“汉文教材”,成为西方汉学家普遍重视的英译中国古典著作(邹霆,2001:284)。
《中国文学》在内容选材上也曾受到读者的反对和批评。1960年,《中国文学》第9期刊登了一组反美斗争的文章,引起外国读者强烈反应,导致刊物在国外销售量普遍下降(毛大风,1999:47)。这里的外国读者应该是与我国意识形态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1965年,由于停止译介“五四”以来作品,当代作品占了绝大部分,有读者来信对文艺述评方面提出批评,认为该年刊物“宣传气味太浓”(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1)。
总体来看,尽管《中国文学》的销量一度下降,但是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不仅得到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还得到了专业读者的阅读和研究,以及高校图书馆的收藏和教学使用。这些读者尤其对中国古典作品和鲁迅的作品评价很高,大部分读者的阅读目的是通过阅读当代作品了解中国的现实。读者对《中国文学》译介的现当代作品的阅读往往不单纯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出发,还掺杂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从读者反应来看,亚非拉国家的读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确实得到了鼓舞;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也据此对中国现实及现当代文学有所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之后的效果似乎并没有如期刊所愿,因为期刊收获的大多是对中国的同情,从部分读者的反应来看,期刊甚至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反感和否定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