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89:发行不稳定,欧美国家的专业读者增多

1977年,英国作家格林在新华社两次谈到中国的外宣问题,他尖锐地批评我国的“对外宣传是失败的”,但同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局及外文社在副局长(副社长)、第一任总编辑刘尊棋^[23]的指导下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效果也不错。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对此做了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发给做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戴延年、陈日浓,1999a:308;廖旭和、张荣富,1999:21)1979年,外文局按照中宣部胡耀邦的指示调整了对外宣传方针,新的方针要求刊物“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介绍我国情况”,“主要是宣传报道新中国”,“逐步改变国外长期把中国外文书刊当作鼓动革命的政治宣传品的印象”。译介对象面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尽可能拓宽一切友好的译介渠道,改变只靠左派进步书店的做法(周东元、亓文公,1999a:471)。中国文学杂志社编辑部邀请格林座谈,他认为刊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改进,插图非常好。1980年,中国文学杂志社又同华裔美国作家聂华苓举行座谈,请她介绍海外文学情况并对刊物提出意见。1982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改进业务工作,要求促进与国外的合作出版及发行事宜,开展对国外市场的调查研究(戴延年、陈日浓,1999a:360,389,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