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它是承担着党和国家书、刊、网络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是中央所属的事业单位。由于其宣传报道的力度、国家的支持以及在国内的影响,外文局所代表的国家译介活动尤为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大规模的文学对外译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中国文学》杂志(1951—2000)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以“熊猫丛书”(1981—2000)为代表;第三个阶段以“大中华文库”(1995—)、“金水桥计划”(2003—)、“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丛书(2005—)、“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2008—)、“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等系列图书为代表。可见,国家一直在持续资助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那么,是不是只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一定能够让中国文学成功地“走出去”呢?
既然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通过《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文学艺术作品,其50年的译介经验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2]是新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向海内外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官方刊物,先后由中国文学杂志社、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分为英文版和法文版,共出版590期,译介文学作品3000多篇,介绍古今作家和艺术家2000多人次,发行到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直到200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中国文学》随之于2001年全面停刊。为了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本书选取《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文学》具有代表性。第一,它是一本官方刊物,其出版和发行由国家操控,译介的作品和译者由国家挑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对待文学译介的态度。第二,刊物的译者包括中国译者和外国专家译者,形成了一种中外合作的特殊翻译方式。第三,它发行时间长、发行范围广,是国外读者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了解中国文学艺术的唯一官方刊物,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唯一一本能够进入西方国家的官方刊物。第四,国家主导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也仍然是翻译界推崇的译介模式,因此,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可以为今后的国家译介提供建议和指导。
其次,《中国文学》具有复杂性。第一,刊物译介的内容复杂,包括当代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古典文学、有关文学艺术的文章和美术作品等。开设栏目多样化,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杂剧、剧本、寓言、回忆录、相声、小品文、文艺述评、作家札记、歌曲、通讯报道、书评等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文学门类多,有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儿童文学、纪实文学、民间文学、寓言故事、朦胧诗等不同门类的文学作品。第二,发行周期长短不一。由于《中国文学》发行半个世纪,经历多次社会变动和人事变动,导致其发行周期不规律。1951年和1952年各发行1期;1953年发行2期;1954—1957年每年发行4期;1958年发行6期;1959—1967年每年发行12期;1968年发行4期;1969—1983年每年发行12期;1984—1999年每年发行4期;2000年发行6期。第三,行政管理复杂。《中国文学》政策上曾经在不同时期听从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3]、中共中央宣传部[4]、文化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5]、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等部门的领导,行政上听从外文出版社(外文局)领导,业务上听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6]和中国文学出版社领导。其工作人员分为中文编辑和英文、法文编辑,主要业务骨干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受到严重打击。这种复杂性为本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难,但是也使本研究更具有独特价值。
再次,《中国文学》具有完整性。第一,虽然刊物经历多次变动,但是没有中断,持续出版了50年,出版社一直收到国外读者的来信和订购单。第二,译介内容包括当代作品、“五四”以来的作品(现代作品)和古典作品,编辑方针侧重译介当代作品,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作品。刊物在出版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内容上的完整性是本研究把“中国文学”的译介作为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
最后,《中国文学》具有研究可行性。第一,刊物的所有文本在国内外都可以查阅,笔者能够与当时在刊物工作的一些编译人员取得联系并进行访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可以查找到国内外与此刊物相关的大部分资料。第二,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刊物英文版发行的地区比法文版更加广泛,影响更大。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讨论和研究大多都是用英文表述的,英语国家对翻译文学的接受也直接影响着其他国家对此类文学的转译和接受。
尽管《中国文学》发行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一官方译介行为只引起了国内外极少数学者的注意。从具体个案研究数量上来看,2012年以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上对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中国文学》直接相关的主要文章和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报道、梳理或回忆《中国文学》的创刊、发行、选材、改革及历史贡献。阿卞(1995)报道了1994年下半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并选登了一些信件内容。郭林祥(1996;1997)举例说明了《中国文学》通过掌握文学艺术的特性,可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以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所面临的市场问题和所做的改进。唐家龙(1998)介绍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在国外得到的好评,认为中国文学出版社已经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吴旸(1999)在中国外文局成立50周年之际,回忆了《中国文学》的创刊过程。野莽(2004)用极具调侃的口吻描述了该杂志从创刊到停刊的戏剧历程。徐慎贵、耿强(2010)以访谈问答的形式探讨了《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在对外翻译中国文学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困难。吴自选(2010)访问了原《中国文学》副总编王明杰,听其讲述了中国文学杂志社以《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为载体,在对外推广中国文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在这些人中,阿卞、郭林祥、唐家龙、吴旸、野莽、徐慎贵、王明杰等人都是当年为《中国文学》工作过的编译人员,他们通过报道或者回忆的方式记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此类研究颇具文献价值,史料意义重大。
何琳、赵新宇(2010c;2011a)从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影响出发,对比该刊物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翻译选材差异,认为基于目的语环境的文化翻译理论也适用于原语环境的翻译研究。林文艺(2011a;2011b)分析了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作品的选材情况,认为其受到国内政治需求、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外交需要等因素的制约。她还分析了该杂志50年来作品选译的情况,发现其服从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国家外交需要,体现了我国文艺发展变化的轨迹。该作者后来在自己的博士论文(2014)里探讨了《中国文学》体现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变化。何琳和林文艺作为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国文学》的研究价值并多次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第二类,侧重介绍《中国文学》及其译者的翻译活动。徐巧灵(2010)通过探讨杨宪益在为《中国文学》工作期间的翻译活动,认为译者和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多重源语文化因素的制约。何琳和赵新宇(2010a;2010b)介绍了《中国文学》主要译者杨宪益的翻译活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中国文学》杂志总编的改革和贡献。他们还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主要译者之一沙博理的译介活动。何琳(2011b)梳理了《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之一葛浩文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由于资料限制,这类文献梳理的内容显得有些牵强,在分析力度上也大打折扣。
第三类,整体介绍和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何琳和赵新宇(2003)介绍了该刊物50年来的发展概况。徐慎贵(2007)简要描述了刊物的创刊、发展、停刊过程,并肯定了其在对外传播方面的历史贡献。何琳和赵新宇(2011)讨论了刊物的历史、贡献及文化价值。他们的研究使《中国文学》的历史意义更加突出,但是研究仅限于对刊物部分内容的简单概述,降低了研究本身的价值。
第四类,把《中国文学》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下考察。中国香港学者孔慧怡认为《中国文学》虽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一定的文献作用,但是其内容的选择及对读者的界定明显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损害了刊物的文学性(Eva Hung,1995:239-250)。稍嫌遗憾的是,孔慧怡只从意识形态这一个方面考察《中国文学》的内容和读者,并且其参考的资料并不完整,有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第五类,研究《中国文学》在某个时期的内容、形式、翻译和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文学》自1951年创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田文文(2009)的硕士论文试图通过这一刊物在“十七年文学”[7]时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学生态及中外文学交流的关系,探讨当时中国文学的时代特色和《中国文学》的翻译特色,考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该文研究思路明确,并发掘了一些新史料,但是浅尝辄止,出现了个别史实性错误。倪秀华(2013)考察了《中国文学》(1951—1966)的翻译选材和策略;方长安和陈澜(2015)探讨了1951—1965年英文版《中国文学》的诗歌选材情况;王欣(2016)分析了《中国文学》英译版(1951—1966)译介的女性形象;韩江洪和郝俊芬(2016)基于语料库研究了《中国文学》(1951—1966)上刊登的唐笙英译小说中的笔译风格;韩江洪和邢文静(2018)基于语料库研究了《中国文学》(1951—1966)明喻的省译策略;童悦和韩江洪(2019)利用语料库研究了1951—1966年在《中国文学》上刊登的短篇小说中进步青年形象的重塑。研究者们都认为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都明显受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
国外尚未见对《中国文学》的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中国文学》的内容大多是作为研究参考资料被纳入正文,作为参引文献出现在脚注、文末,或者成为工具书汇编的内容。尽管如此,《中国文学》毕竟走入了国外研究者的视野,为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这类参考资料主要包括:Subj ect and Author Index to Chinese Literature Monthly(1951-1976)(Donald A.Gibbs,1978);An Index to Chinese Literature,1951-1976(Hans J.Hinrup,1978);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1949-1974: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Tsai Meishi,1979);“The Panda Books Translation Series”(Robert E Hegel,1984)。当然,这些资料中大部分不能算是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专门研究,只能算是他们对该刊物的使用和了解,属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