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解构成瘾的流行观念
成瘾是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是与人类文明共生的一种现象，但它在研究和治疗中往往被孤立地对待。成瘾问题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个体，脱瘾康复研究也倾向于关注个体，至多辐射到成瘾者的亲密关系圈。成瘾模式的探讨往往与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分离。
成瘾分为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2类，在科学研究文献中，成瘾被单纯地视为一种涉及大脑特征性变化的生化紊乱，动物实验对此观点提供了许多支持性证据。面对强大的科学证据，研究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成瘾动物一般不会发生在野外，相关报道中的成瘾动物也往往特指误食发酵水果的动物。进一步来看，即使动物表现出成瘾行为和大脑的变化，但是在实验室设置的条件下，人们无法确信实验动物强迫性按杠杆或喝吗啡水的重复性行为会如同人类成瘾一样，给行为主体带来焦虑、悔恨或者心理创伤。虽然动物实验揭示了一些关于人类成瘾的奥秘，但是其所展示的现象往往局限于特发性的大脑变化和强迫性的重复行为。
人成瘾是涉及包括生理反应、情感、自我判断、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内的多系统间的复杂动态交互过程。近年来，社会理论研究者开始研究导致成瘾的社会结构，他们倾向于将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视为成瘾问题的真正原因。
成瘾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现象，涉及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一方面，成瘾者接受或拒绝使用瘾品都是暂时的；另一方面，成瘾需要时间去形成、发展和戒断。即使有人第一次尝试某种物质或活动时就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也不会立刻成瘾。更重要的是，即使神经科学家可以描述出人类成瘾时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这些结果本身也需要解释。大脑扫描的结果是以图像的形式呈现的，影像学证据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影像记录的大脑变化是由成瘾引起的。成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发展，不仅涉及大脑生化反应、精神功能障碍和行为方式，而且还可能发展为一种由人的整个生活所决定和渗透的模式。
不论成瘾物质是来自体内还是体外，成瘾都不仅仅是药物滥用或物质依赖。因为除了自我意识和人类社会经验之外，成瘾还有赖于一个与寻求学习和快乐相关的神经系统和神经递质的大脑。因此，使用实验动物开发的成瘾模型虽然并非毫无用处，但价值有限。例如，实验室动物不能经历概念性成瘾，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概念性工具，还缺乏必要的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行为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身上，即使成瘾性因素都存在，我们也难以区分成瘾的界限在哪里。成瘾者概念的界定是由其行为塑造的，并在成瘾者进入缓解期后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有些人每天都在使用成瘾性的物质或者参与成瘾性的活动，比如赌博、暴饮暴食，但自己却感觉不到，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成瘾；而另一些人只是偶尔使用成瘾性物质或从事相关行为，却感到上瘾，和他们关系亲近的人也会认为他们具有成瘾特征。
于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面对传统哲学中的连锁悖论，即一个微小量的连续相加或相减，最后达到一个不同质的事物。这是由逻辑演绎与事实演变的差别而产生的形式思维矛盾。著名的例子有“谷堆论证”和“秃头论证”。我们知道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区别，却不知道两者的分界线到底在哪。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像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成瘾咨询师有判断成瘾的标准、必要和充分条件，以及帮助他们将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区分开来的临床指南，这些专业工具往往解决成瘾的特定方面，不同的工具将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对象。
将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区分开来之所以会出现问题，部分原因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人类成瘾的统一且连贯的理论。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目前至少有2个主要的模型被广泛接受，一种是疾病模型，另一种是选择模型。而且这2种模型又衍生出许多变体，在不同的领域主导着话语权。
半个世纪以来，成瘾现象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疾病。受益于成像技术的进步，成瘾疾病说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的奖励通路可以通过反复接触瘾品和刺激活动而改变，后来还发现一些有关行为的神经递质，以及突出检测途径。长此以往，成瘾研究越来越依赖物理术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认知转变具有科学意义上的进步，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疾病”的生理特征，从而减少与成瘾有关的耻辱感和指责。但这类成瘾研究的意义有没有被夸大呢？成瘾行为是造成大脑器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吗？大脑以特定方式发生改变后，人类难道就不能自我决定吗？考虑到许多有毒瘾者都成功戒断了毒瘾，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如果大脑的变化不是行为的原因，那么研究人员对成瘾的定义是否正确呢？如果大脑发生了变化，那么人们应该根据个体经历、个体行为，还是所有这些因素来定义成瘾？尽管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提到了一套吸毒导致不良后果的症状，[1]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定义是侧重于导致产生问题的行为的症状，还是侧重于产生问题的行为。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需要哪些症状的规范？如果行为是成瘾的关键，那么成瘾将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疾病。就像成瘾研究人员吉恩·海曼（Gene Heyman）所说的那样，这种疾病的康复不同于其他疾病的康复，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精神分裂症、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等等。[2]如果成瘾是一种疾病，那么它每年都会让成千上万的人身陷囹圄，而当事人想要从这种疾病中康复，除了治疗之外，还涉及各种各样的因素。[3]
与成瘾疾病模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模型，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发展了许多版本。将各种选择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要素是合理性。这些理论家要么试图解释成瘾者如何在反复选择对他们有害的事物时是理性的，要么试图解释一个理性的人如何能够持续地选择非理性。与身体疾病模型相比，这种观点与精神疾病模型有更多共同之处，因为选择理论和精神疾病理论都认为思想或精神是独立于身体的，自由选择才是导致成瘾的原因。相比之下，身体疾病模型侧重于身体依赖和大脑变化，表明成瘾者对自己的成瘾没有那么自由。上述孤立的观点均不能够充分展现成瘾的复杂相互作用。为了理解成瘾的复杂现象，我们需要对成瘾的模式进行比过去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调查，还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
成瘾分析必须说明心理和社会问题是如何同时成为现实的。换句话说，它必须提供某种理解身心关系的方法。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大脑只不过是行动中的大脑。基于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心理体验是如何发生的。然而，如果坚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和身体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会使心理成为一个谜，似乎无处不在，无法与物质世界联系。这是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在300年前首次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我能够清晰地构想出自己，而不依赖于我的身体，那么似乎我的思想就是我成为我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我的身体是与我“混合”的物质，但它不是我。我是我的经验头脑。但是，如果我的身体是无可置疑的延伸物质，没有精神上的痕迹，那么我的思维和大脑（身体）如何协同工作，为我提供作为一个具体个体生活的人类经验？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目的，一个人，一个思想独立于身体的人，怎么会成瘾，以至于他感到被基于他自身的力量所驱使呢？这些问题的实际答案似乎会促使我们对成瘾有一种确定性的理解，因为如果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由大脑细胞或包含这些细胞的分子引起的，那么无论选择什么，都是由那些生理上微小的部分引起的。因此，根据这个论点，成瘾是大脑功能失调的表现，那么成瘾者能为脱瘾做些什么是不清楚的。不管一个人是上瘾了还是脱瘾了，似乎都是纯粹的生理原因造成的。二元论的立场似乎让成瘾成为一种自由的选择，然而，它忽略了成瘾者经常描述的那种无助感和对脱瘾的渴望。更好的解释似乎是：精神事件和身体事件之间不需要有本质的区别，情感、身体和认知元素都可以成为理解构成成瘾者生活模式的方式。
为了正确理解成瘾，我们需要反思关于成瘾的流行观念。人类思维不同于大脑的神经元、神经递质和电脉冲，它们本身就是自然的。[4]心灵与身体关系的哲学问题，就像许多其他哲学难题一样，似乎源于对一种古老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坚持。基于复杂动态系统方法的形而上学有时被描述为结构实在论，而不是基于物理对象本体论。我们需要看到成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无论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生理状态，抑或是一组相互作用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模式，它们随着成瘾产生和与之相互作用的模式发生变化而发展、持续和消散。人类有意识的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嵌入我们环境中的自然过程，经历着进一步的自然涌现过程。正如笛卡儿所说，我们的心灵既不是类似灵魂的实体，也不是一种基本但未知的实体，它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来发现。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复杂的、动态的、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从较低层次的复杂过程中涌现出来，处在一个同时塑造我们和被我们塑造的环境中。从复杂动态系统的角度理解人类成瘾，其具有涌现性特征、层次结构和杠杆点，在这些地方输入的小变化可以导致系统的大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看看成瘾的思维是如何改变自己的，以及成瘾过程是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达成的。
采取形而上学的立场是本研究的关键点，它始于一个前提，即意识从物质世界中产生，但不同于整体产生于部分的方式。这种前提预设意味着情感和心理体验既不需要还原论解释，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独立事实。尽管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尚未普遍接受这一前提预设，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涌现实体和复杂动态系统的概念。不得不承认的是，采用这种立场的优势很明显。例如，即使我们通过大脑的神经系统追踪到它单独作用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具有特定的形状和内外化学特性，然后再进一步追踪到它们的分子构成，我们仍然无法像看到砖块如何建造建筑物一样看到物质如何创造了精神。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理解思维和大脑如何在一个单一的物理系统中相互联系，即通过把心灵想象成一个突现（涌现）的过程，由物理过程产生，但具有自主的因果关系和其他特性。假设这种涌现理论允许我们将思维理解为一个产生于更复杂的过程并对其作出贡献的过程，我们可以将成瘾理解为由更简单的生物过程组织起来，在更大的个人和社会过程中开展的过程。正如泰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所描述的那样，这个讨论将是“依赖于过程的过程”。[5]采用这种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自我的看法，再加上一些重新配置的意义和价值概念，将使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远比以往更全面的方式理解成瘾。
采用涌现实体和复杂动态系统的前提预设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不同层次的分析中解决成瘾问题，因为不存在基于成瘾根源的问题。于是，人们可以放弃寻找解决导致成瘾的原因、成瘾的体验，以及成瘾的治疗等根源性问题。本研究主张，在成瘾研究中因果关系概念本身需要认真重新思考。这一主张与现代科学并不相悖，并不会否认最近科学发展在理解神经通路、神经递质、可塑性和成瘾特征的突触变化方面的巨大重要性。本研究强调的是，对成瘾进行分析的各个组织层次，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就其与其他组织层次的联系而言，都是有价值的。
【注释】
[1]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Nomenclature and Statistics.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M].4th ed.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
[2]HEYMAN GENE M.Addiction and Choice：Theory and New Data [J].Frontiers in Psychiatry，2013（6）：1-5.
[3]截至2008年1月，美国监狱中大约有50万人因毒品犯罪而被判有罪。
[4]关于这一观点的各种陈述，参见Stephen Stitch，Patricia Churchland，Daniel Dennett 等学者的相关论述。
[5]DEACON TERRENCE，Incomplete Nature：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 [M].New York：W.W.Norton，2012：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