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构建的历史脉络
成瘾与文化的关系，就像我们考虑过的所有其他层次的分析一样，是动态的、复杂的，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不同的。在这些案例中，特别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精神活性物质和成瘾人群已经并继续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成瘾的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生产成瘾的物质而获得实物报酬，就不可能出现烟草和咖啡因产品的全球市场，例如咖啡和茶，更不用说规模较小但危害重的鸦片、大麻和古柯市场了。[2]这些物质的使用在保持劳动者劳动和市场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考虑到DSM 将食物成瘾列入了疾病清单，我们可能会将快餐市场也列入其中。低收入的快餐工人经常利用现成的廉价快餐，因为它富含脂肪和盐，既适合他们的日程安排，也适合他们的收入。他们在这类工作中经常获得的折扣或免费食品，表明他们所在的公司发现这种安排对双方都很方便。
这些物质在世界市场和政治力量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也不过分。例如，殖民地允许建立垄断，并保护鸦片的销售，有时保留一半或更多的工人工资作为收益。19世纪，新加坡一半的收入来自鸦片。[3]在欧洲和美国，相关产品是酒精和烟草。即使是酒精消费也无法与烟草竞争。从17世纪开始，烟草生产占据了所有欧洲殖民地国家，生产烟草的奴隶每天得到烟草的定量供应。每个人都涉及某种形式的烟草使用，从外交官到游客、劳工，最重要的是士兵。到1670年，英国人的人均烟草消费量约为1磅，而荷兰人的人均烟草消费量约为这个数字的1.5倍。[4]烟草在整个18世纪被以各种形式使用，到了19世纪中叶，吸烟显然是一种受欢迎的消费方式，先是烟斗和雪茄，在20世纪初，香烟成为人们首选的放纵方式。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人每秒钟购买约1.5万支香烟，到90年代中期，全球15岁以上人口的1/3在吸烟。[5]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令人震惊，但与所消费的含咖啡因产品的数量相比，尤其是与咖啡相比，还是微不足道。根据历史学家大卫·科特莱特（DavidCourtwright）的说法，到20世纪末，咖啡作为世界上交易最广泛的商品，一直只落后于石油。[6]毫无疑问，在20世纪中叶，在休息时间饮用咖啡和香烟成为西方白领和蓝领的工作日常。
为什么这些物质变得无处不在？一种解释是，几个世纪以来，兴奋剂和缓解疼痛和悲伤的物质使长时间从事劳累、重复、使大脑麻木的工作的人们，熬过炎热、饥饿和疾病。17世纪，当欧洲饱受各种可以想象到的痛苦之苦时，根据考特赖特的说法，烟草、咖啡和茶等物质在帮助农民和工人应对生活在无法居住边缘的生活方面发挥了可怕的作用。[7]至少，对寻求和消费毒品的专注似乎导致了冷漠，以至于工人们不太可能尝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他们的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宗教一样，这些物质是人们的麻醉剂，让他们远离痛苦的情况。
在20世纪和21世纪，咖啡休息时间、欢乐时光、快餐店、可卡因以及越来越多的处方药，都能让人保持精神振奋，让人继续工作。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一些几百年来一直被容忍甚至鼓励使用的物质很容易使工人变得无用。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逐渐认识到，多年的吸烟休息时间会转化为医疗保健方面的巨额支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3杯马提尼酒（martini）的午餐上。而农民和奴隶则使用较弱品种和较少数量的姑息药物，这类药物的价格相对较低。但是，随着社会动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对特定物质使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农业环境下，似乎没有人会介意大麻收割者是否整天都在吸食大麻，或者农奴是否在喝过期啤酒。可是酒一蒸馏，麻烦就来了。这种味道更浓的饮料引起了政府官员和雇主的不满。[8]特别是便宜的杜松子酒，它在18世纪早期成为欧洲广泛使用的生产力。在17世纪以前，蒸馏酒被认为是一种药物，只在药店出售，对普通人来说价格过高。但到了18世纪初，蒸馏技术和产量的提高使其售价与啤酒一样，甚至比啤酒还要便宜，以致各种经济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人都有可能大量饮酒。但是，这种民主化的代价是破坏道德现状（服从法律和教会）、勤奋（努力工作）和秩序（服从）。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大麻和迷幻药一样，18世纪使用烈酒被认为是犯罪和混乱的直接原因。工人阶级中那些没有表现出对权威应有的恐惧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的人所受到的威胁和真正的破坏，在受人尊敬的公民和政治领导人中造成了重大的忧虑，特别是当工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时。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扩大，潜在威胁现有秩序的变量增多。最终，当这些创造巨额利润和税收收入的物质造成混乱和对国民经济的威胁时，一个又一个国家选择对这些帮助其经济扩张和繁荣的物品施加限制甚至禁止。与此同时，那些习惯性使用这些物质的人被谴责为道德败坏者，后来又被谴责为成瘾者。当如何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和为全球经济的崛起提供产品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开始具有自己的生命力时，这个解决方案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与所有者有关的问题不再被确定为经济或政治单位。现在问题出在个人身上，他以成瘾者的身份出现。
这个观察结果提出了2个问题。第一，成瘾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所说的很大一部分成瘾是物质的使用，是扰乱社会秩序和效率的，那么，从大脑疾病的角度来看，它的概念似乎被构建起来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控制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可以得到治疗。另外，如果将某些物质和活动的使用解释为一种疾病，就会给社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那么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它，似乎是有好处的。一种新的疾病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治疗行业，这对经济体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二，成瘾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环境本身带来的，而这种现象是否会根据大脑的变化来分析？如果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的发展实际上鼓励了成瘾的行为模式的发展，那么试图通过“治疗”来解决个人痛苦这条路径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强化产生问题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结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瘾君子”的概念，而蓬勃发展的医疗行业继续支持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并从中受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负责创造吸毒者结构的社会经济结构继续得到医疗行业的支持，该行业从这种结构中获益。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彼此之间以及与成瘾相关的物理现象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成瘾的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所产生的，而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首先产生了摆脱压力条件的需要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