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平等与个体药物依赖
成瘾研究者和治疗师都倾向于同意：药物和其他成瘾行为在成瘾者的生活中发挥作用，至少在使用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否则过量饮酒的倾向不会发展。比如，各种各样的兴奋剂使工人们稳定地工作，工人们为成瘾的物质的生产者带来财富。此外，许多退伍军人和其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以及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焦虑症患者一样，使用药物或酒精来掩盖压倒性的情感。
在过去的15年里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显著。例如，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2014年的报告，“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家庭的财富增长了1倍多，从2000年的11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年中的263万亿美元”，百万富翁的数量在这段时间里增长了164%。[27]同时，乐施会（Oxfam）2014年年初的一份报告计算出，地球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资源是人类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总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已增至1645人，而全球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则急剧增加。例如，从2007年7～11月到2008年同期，进入纽约市避难所的家庭数量增加了40%。在另一个有力的例子中，“结束无家可归全国联盟”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08—2009年抵押贷款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0%接受援助的客户因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无家可归。[28]这些人大多数是租客，房东无法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使租客没有追索权，也没有存款可以收回。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不平等正让数十亿最贫困人口的希望沦为笑柄。”
神经学家卡尔·哈特（Carl Hart）认为毒品不是问题所在。对贫困人口来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贫困、毒品政策、缺乏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药物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并不像研究人员说的那么重要。哈特的研究小组在2011年对多种神经影像学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的综述中指出，有关甲基苯丙胺对认知能力和大脑变化的影响的说法是有缺陷的，没有被复制，也被夸大了。哈特说，媒体不仅要为传播人们对毒品使用及其危害的误解负责，科研机构也要为此负责，因为科学家很少站出来纠正同行的错误表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科学家的价值在于避免犯错。在正统学说之外提出主张可能会暴露出这些问题。但在这些情况下，坚持正统的代价是高昂的。根据哈特的说法，在曼联控球要受到惩罚，各州一直“与科学证据不符，而且……夸大了使用强效可卡因的危害。这种误解造成的金钱和人力损失是无法估量的”[29]。对一个人是否会成瘾影响最大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毒品本身。哈特实验室发现，对于许多我们称为成瘾者的人来说，当有其他值得选择的生活时，毒瘾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叙述的，布鲁斯·亚历山大的研究小组发现，在老鼠公园的社会环境中，老鼠是否选择自我给药，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正如海曼所断言的那样，在过去30年里进行的每一项主要流行病学研究都报告了同样的事情，当有价值生命的可行替代品可用时，它们最终将被选择而不是药物。然而，这样的选择往往是行不通的。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数据，在2004年接受调查的囚犯中，尽管有超过一半的人在被捕前的1个月有全职工作，83%的人从所有渠道获得的个人收入低于2000美元/月，59%的人低于1000美元/月。监狱的囚犯只有50%的人获得了高中文凭。考虑到这些数字，66%和69%的受访囚犯表示经常饮酒或吸毒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和哥伦比亚大学国家成瘾和药物滥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at Columbia）都估计，实际数字接近80%。再加上超过一半的监狱囚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巴基斯坦一名毒品成瘾原因研究人员发现，社会和文化信仰与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在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进一步证实了有关成瘾因素的更广泛观点。[30]在1972年世界鸦片调查中，23%以上的人表示，他们使用毒品的动机是为了逃避个人或经济问题、困难、繁重的工作或性方面的原因。在接受调查的成瘾者中，34%的人声称他们开始使用药物来治疗身体疾病、疾病或伤害，74%的人对鸦片上瘾，而这是医生从未开过的处方。据卡拉马特·阿里（Karamat Ali）称，这项调查的含义是，“社会组织紊乱和缺乏实现社会公认目标的合法手段”会导致成瘾。考虑到巴基斯坦的社会现实，“性原因”的反应是有趣的：在那里，除了在婚姻中生育以外，任何原因的性都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非法的或不可能的，因为性别隔离）。阿里总结道：“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没有娱乐活动的艰苦工作迫使穷人使用药物。”[31]同样，在一项对哥伦比亚贫困青少年的研究中，丹尼尔·伦德（Lend）发现，青少年经常使用药物来转移他们对“令人担忧、紧张或痛苦的事情”的注意力。[32]药物被列为减轻与家庭、贫困和普遍的武装暴力有关的压力的一种方法。其他研究人员此前发现，在哥伦比亚，男孩和女孩的精神痛苦与吸毒的关系比美国更大，暴力和毒品供应也是如此。研究人员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药物。[33]然而，吉尔伯特·昆特罗（Quintero）和萨利·戴维斯（Davis）在2002年发现，拉美裔和美洲原住民青少年吸烟的原因与哥伦比亚年轻人所列举的原因类似，比如吸烟是为了减轻由家庭生活、学校、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压力引起的情绪问题。尽管这些拉美裔和印第安人青少年列举了美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其他吸烟原因，如形象维护和同龄人的影响，但这一群体给出的最普遍的吸烟原因之一是“为了治疗各种情绪和身体状态的存在，包括愤怒，沮丧，抑郁和无聊，放松，冷静，缓解压力”[34]。我们再一次看到，缺乏实现高质量的人类生活的替代手段已成为选择成瘾物质的众多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