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过程论

尽管成瘾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系统，成瘾的合理解释既不是一种选择、一种疾病，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心理或社会实体。相反，成瘾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它既限制某些人类生活的过程，也受到这些过程的制约。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体，都不是由所谓的部件组成的。我们在生物体中识别出的具有功能的组织和器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部分，而是与它们赖以生长和发挥作用的生物体相联系，共同组成了生命体。对比机械产品，机械的部件先被制造出来，然后被组装成机器，这就是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但是，生命体并不是首先存在，然后生物体告诉细胞形成哪种器官。恰恰相反，生命体只有在构成它的细胞发育成熟后才会存在。所以在生命体形成之前，没有顶层设计规划较小的单位活动。因此，将“自组织”这个术语用于描述这样的系统以及其他无机系统，如旋涡和旋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误导性的。当然，没有其他东西组织这样的系统，但这个术语似乎表明有一个“自我”来组织。情况并非如此。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说，“事实上，系统整体的一致性特征被识别为是突发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因”。^[19]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有机体不能成为系统的控制者，因为它本身是从系统中涌现出来的。

即使是普通的无生命物体，根据目前科学也不能究其有终极的部分。相反，人类研究所触及的只有过程。詹姆斯·雷德曼和唐·罗斯认为，物理学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物质在延展物的意义上是一种突显现象，它在本体论中没有对应物。在任何情况下，宏观物体都是从运动的分子中出现的。这些分子本身由原子级或更低一级的过程组成，包括整个过程，或更高一级的过程，与环境中的其他过程相互作用，直到对象的过程分解为止。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山脉、滑板，还是太阳系，所有的物理事物不仅可以被理解为过程，而且也可以被那些处于科学前沿的人所理解。这种想法并不新鲜。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古老。赫拉克利特与同时代的爱奥尼亚人不同，他曾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是，过程就是终极的观点是人类凭直觉抵制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我们周围的事物似乎是稳定的、实质性的、持续的。”因此，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与赫拉克利特宣称，所有的物质对象都是由基质所固有的性质构成的那一天起，过程论在哲学上就遭到了抵制。自笛卡儿明确区分思维实体与物质实体以来，过程观在现代世界一直受到抵制。从个人和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容易想到我们周围的物体（通过类比，把它们组成的微观实体）看作事物。毕竟，这是经验在儿童时期教给我们的东西，也是我们通常与事物互动的水平。然而，我们认为太阳升起和落下比地球自转更容易理解，但这并不能使它成为事实。

即使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过程，问题仍然是，为什么这个事实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成瘾，这是一个明显发生在宏观层面的现象。一种反应是，如果成瘾是一个过程，那么它就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出现和消失，并不是一个人永久的，甚至半永久的特征，而是它的性格或天性的一部分。正如认知科学家马克·比克哈德（Mark Bickhard）认为的那样，我们是复杂的动态系统，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活动模式，受到其他模式的约束和制约。从这类复杂系统中涌现出来的是心理状态、倾向和行为。在有成瘾问题的人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内部和外部互动的模式，一种动态的模式，有时不稳定，这取决于较低层次的模式所处的条件，而较高层次的模式是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的，同时依赖于它所进入的社会条件。这里的“稳定”不是指不健康和精神状态不佳，而是指根深蒂固的习惯。

构成人类及其癖好的模式似乎受到了约束，或被阻止经历某些变化。例如，形成成瘾模式的必要条件似乎是家族遗传的，一部分归因于基因，一部分归因于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环境，但这些模式本身是从较低层次的模式中浮现出来的，并依赖于较高层次的模式。遗传特性并不完全与遗传学有关，遗传学也不是决定性的。基因对成瘾的影响是由许多同时存在（或缺失）的表观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破坏成瘾行为模式稳定是完全可能的。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我们将看到，在某些情况下，环境阻碍了成瘾模式的形成，因为它没有提供使用成瘾物质的机会，甚至仅仅因为存在强烈的社会劝阻，阻止人们沉溺其中。鉴于这种因果联系的相互性，指向性语言是一种误导，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成瘾行为模式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合力塑造的。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模式如何约束模式呢？我们认为，并不是模式约束了其他模式，而是模式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实体思维，这表明模式是抽象的，其本身不会引起或阻止任何事情（另一种因果关系）。然而，正如科学史所示，那些被安排成模式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马克·比克哈德提醒我们，笛卡儿形而上学的物质被替换为过程模型，就像燃素理论，在燃烧和生锈的过程中释放出一种类似火的物质（热量）被认为可以解释某物的温度，最终被分子运动分析所取代。更重要的是，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终极粒子，只有量子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纯粹的启发式原因，更容易被描述为粒子的物质，实际上是量子场部分的“激发”。同样，我们考虑的是粒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存在，即使是在它们构成的理论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终被理解为由我们周围的事件和物体，以及我们称之为原因的事物组成的相互作用的模式，而不是实质性的事物。

组织模式具有因果效力。正如狄肯（Deacon）所说：“没有任何物质实体不是过程，因为过程是由它们的组织定义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可能性，即组织本身是因果关系的基本决定因素。”^[20]根据这个观点，还原主义物理主义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一旦物质被拒绝，剩下的就是组织形式……以及这些模式在组织的高层和低层为其他人创建的约束。有趣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结构，过程本体论不能被经验地辩护，即没有人可以观察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样的本体论是正确的，所有能被观察到的东西都是我们通常认为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争论的焦点是模式本身是否实际上算作它们自身的实体，显示出归因于它们自己的特定水平的因果能力。模式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们被忽视的时间太长了，导致错误地强调了模式所涉及和引发的事情。物质形而上学试图做某些科学的暗示使它站不住脚。任何使我们实际上已经成功完成的事情变得不可能的假设都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认为物质是所有性质和关系基础的假设，在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中产生了不可接受的后果。例如，合理的结论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保持燃素假说，并继续根据这个假说解释金属在燃烧时会变得更致密这一事实。相反，合理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放弃包含燃素的本体论，而选择假设氧化过程是其开始的本体论。经过必要的修改，我们不应该继续试图从物质形而上学的角度理解精神和身体关系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抛弃这种本体论，而选择解释力更强的过程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