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 下属反馈倾向的调节作用

4.1.5 下属反馈倾向的调节作用

调节焦点理论认为:个体的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系统与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系统很有可能同时存在,而具体哪一种情境型调节焦点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个体自身特征及其所处外部情境的共同影响(Strauman et al.,2015;曹元坤,徐红丹,2017),也就是说,外部情境性因素对于个体情境型调节焦点的引导和塑造作用,还会受到人格特质等的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学者Shang等(2019)在探讨真诚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激发作用时发现,真诚型领导能够引导下属形成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进而带来下属创造力的提升,同时下属的心理状态及对权力距离的感知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我国学者许灏颖、杜晨朵和王震(2014)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和道德认同理论证实,道德型领导能够有效激发下属的情境促进型与情境防御型道德调节焦点,进而抑制下属越轨行为的发生,其中下属的道德认同在道德型领导对其下属的情境促进型与情境型防御型道德焦点的影响过程中均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上文论述中已经分析了上级反馈对下属情境型调节焦点的影响,主要关注上级正向反馈对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以及上级负向反馈对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并没有考虑下属个体差异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已有关于上级对下属影响的研究都表明,下属个体特征间的差异能够影响其对于同一上级领导风格或行为的反应。反馈倾向作为一种与个体反馈反应紧密相关的个体特征变量(胡晓龙,王结,2018),也就很有可能在上级反馈对下属情境型调节焦点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不同反馈倾向水平的个体对反馈的感知存在差异(London & Smither,2002)。具有高反馈倾向的下属对于上级在日常工作中所体现出的反馈更为敏感,不论上级反馈是以正向还是负向的形式传递给他(她)们,他(她)们在从根本上对上级反馈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可能发现上级反馈的价值(Dahlin et al.,2012),也就更可能利用和回应上级的反馈,故上级正向反馈对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及上级负向反馈对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也就更为明显。相反,对于低反馈倾向的下属来讲,他(她)们本身对组织中反馈的重视程度就不够,对上级反馈的反应也就更为冷漠,并不会主动寻求、处理和使用上级通过反馈所传递的有价值信息(Gabriel et al.,2014),即便是上级通过积极鼓励的正向方式给予下属反馈,他(她)们也难表现出组织和上级所期待的改变。因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a:下属反馈倾向在上级正向反馈与其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对反馈倾向水平高的下属来说,上级正向反馈对其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影响较强;对反馈倾向水平低的下属来说,上级正向反馈对其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影响较弱。(https://www.daowen.com)

假设6b:下属反馈倾向在上级负向反馈与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对反馈倾向水平高的下属来说,上级负向反馈对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较强;对反馈倾向水平低的下属来说,上级负向反馈对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较弱。

上文中假设4a阐述了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在上级正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假设4b阐述了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在上级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假设6a阐述了下属反馈倾向在上级正向反馈与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假设6b则阐述了下属反馈倾向在上级负向反馈与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关系间的调节作用。而调节焦点理论也指出,由外部情境因素所激发的个体情境型调节焦点,也会受到个体特质方面的差异所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行为、绩效等(Higgins,1997;Brockner & Higgins,2001;李磊等,2012)。综合以上假设,本书认为下属反馈倾向对上级正向反馈与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间的关系,以及对上级负向反馈与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也会进一步作用于下属的角色内绩效与角色外绩效,即下属反馈倾向不仅能够分别调节上级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对下属情境促进型与防御型调节焦点的影响,还能够分别调节下属情境促进型与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具体来看,对于高反馈倾向的下属来说,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在上级正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更明显,同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在上级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更明显;相反,对于低反馈倾向的下属来说,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在上级正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更弱,同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在上级负向反馈对下属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也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