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欲回天，势难由人——萧何人物形象的戏曲史意义
京剧史、戏曲史上之萧何，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之萧何，上海京剧院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在戏剧题材与人物塑造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改传统戏曲舞台“追之、荐之”的萧、韩关系，塑造出与之迥异的“追之、杀之”的萧、韩人物新关系。而之所以认为是新突破，绝不是因为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完成了萧、韩人物关系的因果链，而是因为该剧最终提升和完成了这一人物关系及萧何这一人物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成败萧何》中“追之、杀之”萧何形象的丰富性和悲剧性、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比之“追之、荐之”的萧何更有张力，也更耐人咀嚼。
京剧《成败萧何》取得了成功，无论是从剧本创作还是从舞台演出看，该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该剧写的是韩信、萧何、刘邦、吕雉之间的历史故事。剧情从刘邦统一天下后大宴群臣开始，功臣韩信就已经与刘邦、吕后产生了矛盾，之后随着戏剧冲突的展开，韩信收留项羽旧部钟离昧更导致了矛盾的加深，随着刘邦逼杀钟离昧、韩信的削王、韩信被软禁，最终，韩信被萧何追回为吕雉斩杀，全剧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将韩信逼向了绝境，而萧何则是韩信悲剧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剧中的萧何是一位儒者、臣者、智者，是一个矛盾复合体和悲剧人物。他的思想矛盾体现为他兼具作为君者刘邦与臣者韩信两种势力，而这两种势力的无可调和和撕扯，撕裂了萧何，撕裂的萧何最后完成这一人物的意义升华。这一人物的打造与成功，使该剧成为可以直追《曹操与杨修》的上海京剧院又一精品佳作。不同的是，《曹操与杨修》中曹操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通过曹操这一人物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借助曹操与杨修关系得以彰显；而萧何本身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他的悲剧是萧何式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悲剧的表现。作为儒者、臣者，他有兼济天下之雄心、之智、之才，所以他有举荐韩信这样的执着行为，这符合他实现国家统一、免除百姓涂炭之苦的愿望。就此而言，他之顺从刘邦是必然的，他与刘邦的矛盾，是君王政治理想与为人之道之情的矛盾。萧何有智谋，做事谨守规矩分寸，言语得体，而“阻驾”一场，与其素常的行为表现迥异，萧何“揽住马缰，几番撕扯，几度险境”，而所以他能够异乎寻常地这样做，是缘于他内心对韩信的认可、维护，“罪臣斗胆，万死一保！”从而使韩信化险为夷。不仅仅是“各路王侯随驾征剿，韩信务必斩杀钦犯钟离昧”的智慧，也不仅仅是一种胆识，更在于他与韩信内在精神的惺惺相惜。
然而他更顾忌天下，关怀百姓，所以面对韩信的悲剧尽管有矛盾与犹豫，他还是舍弃了。这在第五场有精彩的表现，韩信深夜入萧何府拜见：
韩 信 （凛然正色）韩信若反，就该殷勤随驾远征，伺机一刀杀了陛下，然后携陈豨登高一呼，谁敢不从？！
萧 何 （惨然一笑）呵呵，上有皇后监国，下有太子继位，漫说天下诸王不会个个臣服于你，就是老夫亦不能容你重开兵燹，谋夺皇位！
韩 信 （纵声大笑）哈哈哈……谋夺皇位？相爷忒看高韩信了！
（唱）韩信我建功业爱在沙场，
最不屑丹墀下君掖臣藏。
实向往佩长剑四海放浪，
横着睡竖着走我就是我最大的王！（白）恕韩信不恭，告辞！（转身疾走）
萧 何 （大喝一声）站住！（强抑颤抖）你……你已经死到临头，不想与老夫说一句珍重，道一声永诀么？！
京剧《成败萧何》，刘祯摄
韩 信 （蓦地回身，凝视良久，动情而呼）相爷！云儿传信，韩信便知卧病是假。深夜冒险前来，正是为了与相爷告罪永诀！（跪）此时萧何已经作出选择——泣血的选择！是萧何思想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也因此，之后面见吕雉、能够与吕雉同流也就水到渠成，比较自然了。有实现国家统一、免除百姓涂炭之苦的理想、愿望，使得萧何选择刘邦、吕雉和放弃韩信找到理由，也从而提升了萧何这一人物的思想意义。但如果说该剧尚未能够与《曹操与杨修》相提并论的话，同样亦与萧何这一人物有关。该剧写出了这一人物的矛盾和复杂，但对于其政治理想和关怀百姓苍生，还有比较明显的人为附着的痕迹，而非完全发自萧何人物内心和行为本身，这是这一人物还不那么打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人，个体的人，面对人之情，韩信之于萧何的意义，不仅是韩信的雄才大略、他对统一事业践行的力量，还有他的为人、感情和率性。而韩信这一人物这样的一个方面，与君权与刘邦的冲突又是必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对韩信是有所美化的，使这一人物在剧中更纯洁，更讲义气，而摒除政治家的那种权谋和霸心。对韩信这样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非此，萧何形象意义的悲剧性和悲壮感将打折扣，萧何内心的撕扯将失去张力，人物思想的深度亦受到影响。历史上，韩信这一人物不仅统军有方，百战百胜，亦有权谋和霸心，甚至不忠不义。但如果剧本这样写，韩信之死，韩信这一人物与刘邦的所作所为就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别了。韩信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萧何的真性情，而韩信的真性情尤其体现在他对钟离昧的礼遇和义气上，韩信不以败将而以知己相待，没有丝毫功利之心，所谓“英雄相惜，丈夫本色”。更重要的，在萧何眼里，韩信代表了一种力量，能够百战百胜，所向披靡，使国家走向统一，免除百姓涂炭之苦。所以萧何格外看重和珍视韩信，也因此，他与刘邦与君权的不和谐也是阻挡不了的，而萧何的选择也不难理解。
该剧继承了传统戏曲的正统意识，萧何与韩信以及刘邦与吕雉的形象符合中国观众的普遍接受心理，基本还原和恪守了千百年来民众心里的萧何、韩信形象。
然而，正是这种正统意识的继承也遮蔽了一些真实历史流动中的活态因素，造成了艺术表现的僵硬，比如，萧何与韩信的关系在历史上是否就是侠肝义胆的知己关系，吕雉与刘邦是否就是一种红颜知己式的理想帝后关系，韩信与萧何女儿萧静云的感情关系是否就是那么纯洁与美好，戏里这几条副线是否被萧何与韩信之间的这种儒家式的知己关系所构造出的戏剧主体所纠正，由此造成艺术表现的单薄与思力减弱，也是问题的关键。例如，吕雉的毒辣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她杀韩信的动机当然有刘邦的因素，她考虑太子即位后的因素也有，但此时，她的皇后地位其实并不稳固，与戚夫人之争也是妨碍她与刘邦夫妻感情的一个因素，将她与刘邦的关系塑造成一种红颜知己式其实未必符合这个人物的历史真实，从女性视角看，这个人物也不是女性自觉意识很强的人物。萧何女儿萧静云也同样显得比较单薄。可以说，这出戏是表现男性之间的相知与君臣之争的文本，比较强调萧何的儒家风范、刘邦的帝王之虑、韩信的刚正不阿，仅有的两个女性角色塑造完全是为表现男性的权谋（如吕后之于刘邦），或者男性的正直、人格与友谊（如韩静云之于萧何、韩信）而设定的，比较符合传统戏曲的正统意识，成为一个表现戏曲正统意识的典型文本，具有一种强势的灌输心理，减弱了与观众的内心的细腻的情感交流形态，丧失了女性写作的优势，这也是这出戏的遗憾之处。
由此，笔者想到了关于当下戏曲发展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正统意识的问题。从戏曲发展的历史看，历史上比较流行的戏曲作品，《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牡丹亭》在当时都不是正统意识的代表，相反，多少都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它们之所以流行，还是因为它们站在了历史的潮头。当下的戏曲创作，缺少《曹操与杨修》那样的具有一定时代思想代表性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回到了正统，然而，正是这种正统意识的强大，导致了创作思维的枯竭，隐藏在历史之下的活态的跃动的因素被忽视了，使得我们的作品在把握时代先锋意识方面的力量变弱了，这正是这几年戏曲作品在丰富性上变弱的原因之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回归正统意识在当下网络文化盛行、“伪娘”成了风云人物的时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会成为戏曲文化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但是，这样会不会导致原本丰富的创作思想被“归一”也是应当警惕的。究竟该如何取舍，笔者在此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思考。
（原载《福建艺术》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