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东西方文化立场与评价
时值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各地掀起了一股纪念热潮，各类学术活动、包括上昆“临川四梦”在内的演出活动，纷纷在世界各地举行，如何比较与评价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成为学界争鸣的重要话题。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徐朔方先生就撰有深入研究和比较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文章，他特别强调其文“不想效法唐代元稹写李杜优劣论的样子硬要替古人分高低，这样做既不可能，又无必要。但是他们各自代表东西方的两大文化，至少代表中国、英国两种文化、两种文学，在适当的对照下，会有助于我们对他们遗产的认识和评价”。[11]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只有将二者放置于客观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出中肯的论断，而评价视野中文化立场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一部戏剧作品之所以成为该民族世代流传的“经典”，既有内部的因素，即在艺术精神上具有超越性、在审美上达到典范性、在形式上具有示范性的权威作品；也有其外部建构的因素，诸如作家的种族国籍、文本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文化立场，甚至文化权利的博弈等，很少有作品不经过外部的“建构”而天然地成为经典，包括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因此站在不同的阶层立场，对同一部作品便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例如在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剧作主要是应剧组的要求而写的，其作品并非“不朽的”、“永恒的”，在流传与接受的过程中，遭到不断的“改写”。伏尔泰就曾站在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立场，批评莎士比亚戏剧，“毫无高尚的趣味”，甚至“断送了英国的戏剧”。[12]伴随着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其一开始就作为英国戏剧文化的“经典”被传播到国内，经典地位随着阐释者的不断强化，已成为不可置疑的“真理”，但哈姆雷特式的呐喊，所透露出来的价值理性，是否被中国人所吃透理解，恐怕胡适日记就是最好的反讽与证明：“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13]胡适的不解，也未能撼动莎士比亚在中国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因为近代以来，西方戏剧理论被舶来之后，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话语，站在西方戏剧理论的立场，以悲喜剧的价值标准比附固有传统，强迫中国戏曲就范西方解释系统，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由此莎士比亚是幸运的，而汤显祖就显得有些悲情，有以“悲剧”的标准来诟病“临川四梦”的大团圆结局的；有站在西方话语体系的立场上，认为汤显祖属于“中世纪”而不具有“现代性”的；有以黑格尔的标准为绝对标准，批评汤显祖的戏剧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戏剧”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根本无法比拟：“如果从更高的形而上层面和精神境界来看，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文学殿堂中根本不属于相同的级别，不具有可比性。汤显祖在他所处的时代非常优秀，反映了时代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和人类文学中的顶级巨匠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艺术和思想不会因其所处的国籍民族不同就随意变换标准，汤显祖的平面化叙述、为伦理道德所囿而妥协了的矛盾，以及没能进入形而上层面的缺憾，在后世终于由他的同胞，伟大的曹雪芹全部弥补，如果说非要比较，这才是本民族真正与莎翁一个级别的作家。”[14]西方文明并非一种普世性的文明，也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标准，将莎士比亚预设在“人类文学中顶级巨匠”的位置，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认为“更高的形而上层面和精神境界”有“级别”，直接依据西方的文化模式来匡正自己的文化理念，并以此作为思想启蒙的资源，判断其他文化的“落后性”，却不从中国传统文化活泼的生命力出发，深入中国传统艺术传达的价值系统与符号象征体系，探寻“临川四梦”构筑的精神情感与生命意义，动辄反讽嘲弄自己的艺术与文化，轻蔑自身民族文化的价值，这种认识和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汇为一时潮流，影响一世人心。但在21世纪的当下，那种“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早已遁形逃匿后，尚有论者以“更高的形而上层面和精神境界”来抑此扬彼，正是丧失思想和文化立场、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典型反映，完全以西方的话语及价值标准作为不能“随意变换的标准”来衡量、批判世界，貌似客观、公允而浑然不知自己的片面和无知。其实“艺术和思想不会因其所处的国籍民族不同就随意变换标准”这种观点，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遭到西方理论界的自我质疑，佛克马提出：“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15]审美性与特定社会的价值功利性，始终是影响艺术作品地位的两种重要的力量。
不可否认，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其剧作具有深刻的精神力量与生动巧妙的展现方式，深刻影响了西欧的戏剧文化，但不能因为莎士比亚的伟大，来否定汤显祖剧作的伟大，生硬地将不同文明系统下的戏剧家互比优劣，显然是无意义的。如果将汤显祖的“四梦”抽离出中国文化的语境、晚明的时代背景、阳明心学的哲学体系，将之放于西方价值评判的标准，恐怕就会得出非客观、不公允的结论。汤显祖剧作不是没有缺点和不足，但价值立场的混乱，导致评价标准的错位，“他者”视角和评判标准，使得评论者难以在更为广阔背景（超越西方）下真正从文化史、戏剧史的视野解读和评判，以至于出现了对汤显祖“平面化叙述、为伦理道德所囿而妥协了的矛盾，以及没能进入形而上层面的缺憾”的认识偏颇。
其实，这样一种认识和“理论”并不值得反驳，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学术眼光的狭隘与偏激，徐朔方先生早已作了回答：“我深信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动摇的自豪感的人才能充分评价别民族的伟大成就而不妄自菲薄。一个最有信心的民族也一定最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而不骄傲自满。”[16]在纪念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以此为契机，关注本土学术知识传统，走出西方的戏剧理论模式，建立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话语系统，纠正过度生搬硬套地将中国戏曲艺术置于西方话语阐释系统的做法，代之以“以中容西”的气度，扎根于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思考和探寻艺戏曲的发展方向，才能使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戏剧，焕发出新的时代意义。
（原载《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注释】
[1]参见赵天为《〈牡丹亭〉在当代戏曲舞台》，《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0页。
[3]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页。
[4]汤显祖《明复说》，《汤显祖集·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5页。
[5]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同上书，第1128页。
[6]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同上书，第1050页。
[7]汤显祖《与丁长孺》，同上书，第1350页。
[8]吴梅《四梦跋》，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11页。
[9]张岱《琅嬛文集·答袁箨庵》，岳麓书社，1985年，第144页。
[10]吴梅《四梦跋》，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第711页。
[11]徐朔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见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12]参见伏尔泰《哲学通信》第十八封信（1734）（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3]沈卫威编《胡适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14]张霁《缪斯殿堂的台阶是有层级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不可比性》，《上海艺术评论》2016年第3期。
[15]［荷兰］佛克马（D．W．Fokkema）著，李会芳译《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16]徐朔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见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