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走偏锋，得失两宜——上海昆剧团昆剧《景阳钟》改编刍议
上海昆剧团演出的昆剧《景阳钟》注明系根据昆曲传统戏《铁观图》整理改编，改编者周长赋。《铁观图》又作《铁冠图》，清初顺治年间上演。从李自成米脂县反监写起，取杞县，攻汴梁、归德，破太原，进代州，入保定，陷北京，崇祯自缢，清兵入关，李自成弃京而亡。《曲海总目提要》有著录，作者佚名。共22出，传奇长篇结构，以李自成起事兴败为主线，正面表现李自成故事，但所持依然是正统历史观念，崇祯死亡只是明末历史纷争的一个片段。剧本已佚，仅存《撞钟》《分宫》等折子戏。康熙年间，曹寅编撰《表忠记传奇》50出，又名《虎口余生》，该作以边大授的自述《虎口余生》为情节线索，也吸收了《铁观图》的主要情节。吴新雷等认为“《观图》中写铁冠仙图的情节，可证其关目源出于《铁冠图》”。[1]康熙、乾隆年间还出现了遗民外史改编的《虎口余生》传奇，共44出，有乾隆间抄本，《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据之影印。有学者认为其主要关目保留了曹作的折子，是从曹作改编紧缩而来。
《铁观图》所反映的是发生在距那个年代不久的时事，有史实有轶闻。虽以李自成起落为贯穿线索，但对李自成持批判态度，“李自成以一介流民虎踞草莽，秦晋间惨遭蹂躏，而又复肆爪牙、布羽翼，谈之色变，挡之命陨，是固乾坤戾气之所钟也”[2]。斥李自成为“闯贼”，而视明廷为正统，所谓“零落孤臣宿将，剩得宫嫔掖使，誓死表丹诚。煤山殉社稷，万古有余馨”[3]。这么一个题材和这样一种态度，自然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昆曲舞台上搬演是难以想象的。姚雪垠创作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之李自成完全颠覆了以往的认识评价，塑造了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然而，这部戏在清末民初一直盛演不衰，《缀白裘》《昆曲粹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谱》《集成曲谱》等选收折子甚多。对这一剧目，人们喜爱的主要原因还是它舞台表演经久不衰的魅力和艺术积淀，没有篇幅、也不能沿袭和赞同传奇作品历史观去表现李自成波澜壮阔的悲剧人生，当然，题材本身不是没有可以挖掘的，历史的风云际会，朝代的更迭灭亡，总是充满故事和戏剧的。崇祯作为一代帝王，大明断送在他的手中。任何时代，他都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然而，他的命运所折射的人生悲剧和由此所唤起的历史沉浮慨叹，又对后世的剧作家有着潜在的诱惑，欲罢不能，因而《景阳钟》的诞生有其必然。
昆曲《景阳钟》，刘祯摄
以崇祯为剧作主人公，不仅是剧作人物关系的重置，更是编剧主题立意的逆转。剧名的变化也昭示了剧作题材和思想的变化。名“铁冠图”者，剧中有铁冠道人预知明王朝败亡之迹，留下画图藏于通积库中。时机既至，库神奉命带崇祯往瞻，使得崇祯惊疑不定。“铁冠图”成为该剧一种对历史预测的箴言。曰“虎口余生”者，则对李自成辈倍具鄙弃之意。而“景阳钟”极具象征性，封建王朝每日景阳钟响，宣告早朝开始，群臣百官在钟声中上殿排列班次。而煤山上崇祯之景阳钟，“这钟已易主，却依然洪亮”，于他不是又一天政务国事披阅的开始，而是一个朝代的结束。《景阳钟》之人物，以崇祯为首，其他尽皆崇祯身边人物，周皇后、周奎、袁国贞、王承恩、太子、公主等，不仅没有覆亡崇祯统治的李自成，整个闯王队伍，也只有一位闯王将及军士若干，这样的人物安排，不只是戏剧结构冲突精练的考虑，更是题材思想转变的一种回避。没有了20世纪60、70年代对农民起义那么一种认识和推崇，但也不能还原、倒退到“遗民外史”的“闯贼”年代，故消解闯王及其一时叱咤风云的故事还是必要和慎重的，所以改编后的全剧应该说李自成已经从戏剧的主角变为只是戏剧发生的故事背景。
从戏剧结构角度看，撷取宫廷崇祯之死一节来表现是明智的，当然这还不足以导致剧作家操刀一挥。昆曲的历史也决定了它的舞台呈现是建立在传统之上，这是昆曲界对这一题材念念不忘的原因。而对周长赋这样的剧作家，选择这段故事，选择崇祯之死，就不会仅是这一题材的编剧技术缝合，也势必是他对这段历史悲剧、对崇祯之死有其理解和诠释。虽然表现的只是崇祯之死，但剧中对崇祯之死及明朝的覆亡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揭示。对崇祯这一人物，剧作家是带着同情的，写他在位17年，励精图治，偃武修文，减膳撤乐，以图全盛，殊不知李自成步步紧逼，兵临城下，崇祯虽抱必死之心，但难挽大明的倾覆。面对这一颓势，崇祯自然无力改变，但正是生死之际，更能见出人心，更能够拷问人的灵魂。作为帝王，自然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思维和权术，但生死之际应该更多真实的想法和心理，《罪己诏》更多是一种形式，但也是崇祯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识的体现。与王承恩对饮一场，君臣之间做到了平等和推心置腹，但为时已晚，成了“绕树啼鸦，亡国君修命绝词”。剧中，崇祯是一位有抱负和责任心的君王，无奈大明王朝积重难返，不仅皇后、公主、太子和他本人尽皆命殒，而且也撞响了大明王朝覆亡的钟声。通过崇祯之死与悲剧命运，改变了这一题材的历史轨迹和思想表达，剧作家刮垢磨光，腾挪闪转，赋予人物以积极的意义。
崇祯是该剧的主人公，围绕着崇祯和明室，剧作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明亡的历史必然。李自成风卷残云的所向披靡是该剧不断被淡化的背景，正面表现的是崇祯及其周边人的林林总总。大将军袁国贞忠心耿耿，主动请缨，在兵败被围之时不投降，自刎而死。军事上的失利，也是明王朝统治多年积弊所致，监军杜勋关键时刻仍然克扣军饷，最后投奔敌方。包括督守九门的王化淳和崇祯信任的太监黄德化都先后背叛。当然，最能反映明王朝昏聩和腐败的是国丈周奎这一人物。他依仗其国丈身份，置个人私利于国家利益之上。国破城危之际，依然借寿诞之名，大宴宾客，敛取钱财。该剧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王朝覆亡的历史原因，内外交困，真是“家亡国破天昏暝，社稷裂崩，奸邪包围，忠良几尽”！这样的戏剧解构，完成了新剧的题材转换和主题拢聚，也完成了戏剧的起承转合，如蔡正仁所评价的：“他（周长赋）把我们传统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剧本中，通篇流畅完整，传统部分与新编部分的衔接不着痕迹，十分到位，在文本上把该剧拔向了一个高度。”（《再接再厉 更上层楼》）实现了如今戏曲普遍的创作模式，可谓完整。
就《铁观图》这一题材的敏感棘手而言，这样的改编应该是效率最大化、效果最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能够迎难而上，开掘整合，见出改编者的功力和匠心。改编者通过《廷议》《夜披》《乱箭》《撞钟》《分宫》《煤山》六场，完成了一个崇祯为主角的戏剧建构，实现了这一题材思想意蕴的历史跨越和转换。比起清末民初昆曲舞台的串演，显然这样的改编剧情更为合理，戏剧更为完整，而舞台表演所依赖的仍是传统的积淀，这使《景阳钟》区别于其他的新编剧作，有着较为厚重的基础。而毕竟，这一题材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对它的改编处理是一个凤凰涅槃更生的过程，《景阳钟》结构完整、情节合理，但也给观众和读者过于急迫之感，完成这一戏剧结构成为第一要务，有些甚至原剧具有的情节或细节在改编中就可能显得不那么细致甚至有点牵强了。如募捐借饷，原作第18出有《借饷》一出，而在《景阳钟》中，募捐借饷已经是对方愈益逼近，甚至兵临城下一直萦绕崇祯的大事，关乎军队的后勤保障和大明命运，而国丈周奎等人不仅在一千两还是两千两之间斤斤计较，甚而闯王军队陷落居庸关和昌平，兵临城下时，周奎还在府上宴请六部大人，为其过七十寿诞，而目的是为了敛财。周奎为丑扮，是周皇后的父亲、国丈，一个反面人物，即便私心再重，利欲熏心，他也会为自己安危着想，不会那么不识时务，去操持几桌酒席。这样的情节安排，显然是从戏剧“结构”的需要，而不是从人物自身行为和思想性格，也不是从整个戏思想节奏的逻辑合理性出发。周奎这一人物自然是更走向反面了，但剧情的合理性却被人们质疑了。剧中反面人物周奎也好，杜勋、王化淳也好，刻画得比较简单，有点脸谱化、概念化。下《罪己诏》是认识崇祯、理解崇祯这一人物具有自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关目，可惜改编者轻易地让它在笔端流走，非但不能有助于认识崇祯，而且安排得那么简易，写反而不如不写，《罪己诏》的情节成为崇祯一种自我解脱的形式之举，那么轻易和随意，反而显得崇祯不够真实和真诚，这也限制了崇祯这一人物塑造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原载《千里风云会——2010年两岸八校师生昆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14年）
【注释】
[1]《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2]遗民外史自题《虎口余生序》。
[3]《虎口余生》第一出“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