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审视人性美丑——评台湾国光剧团的京剧《金锁记》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是她的代表作，小说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她笔下最成功的角色之一。这个角色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贤良端庄的女主人公，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以来新锐文学家所塑造的新女性，这是一个既继承了传统文学中对女性恶俗一面描写、又熔铸了现代人格中精神分裂人格刻写的界于新与旧之间的一个文学典型，其深度与复杂性是受到文学史家公认的。要将这样一部名作、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搬上戏曲舞台，难度可想而知。此剧的编剧王安祈、赵雪君是有勇气的，将这样一部有难度的作品编为戏曲剧本，殊为不易。

原著中的曹七巧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典型，是因为这个人物身上所散发的独一无二的既邪恶又令人同情的精神气质：因为出身的卑微和性欲得不到满足而形成的粗俗又尖酸刻薄的讲话方式，因为本身的弱势和对财产的强烈占有欲而形成的拒绝一切正常交往的可怜的自我保护，因为以他人为敌又无善良之心而形成的对他人的伤害心理，都共同构成了曹七巧的幽暗猥琐粗俗的心理特征。张爱玲对人物的描写又狠又准还透着点刁钻，流畅的书写兼有着独特的文体形式，这就给改编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京剧《金锁记》对曹七巧的表现透着十足的张爱玲风，很得原著神髓，极大地考验了改编者的智慧。此剧对曹七巧粗俗而又尖酸刻薄的讲话方式基本是保持了原作风貌的，如第一幕曹七巧与哥哥曹大年及嫂子的对白，既揭示了曹七巧的出身、婚前的感情情况，又初步表现了她的性格特征，为后面的深入展现做了交代，也表现了她的刻薄；再如，第四幕中曹七巧对儿媳畸形心理的表现也是很得原著神髓的，将一个充满性欲与恶毒心理的畸形人物表现得非常细致入微；第三幕曹七巧与三爷的对手戏也极精彩，面对旧爱欲叙新好的表示，曹七巧在惊喜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别让情人图谋了自己的财产，将《金锁记》的主题意义推向了高潮，也是符合原著精神的。不仅剧本得原著神髓，而且演员的表演也是让人称许的，将一个畸形的人物心理通过传神的身体及情态语言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给了观众极大的欣赏空间，因而，演员及剧本是此剧成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剧本对原著进行了适度的改编，比如，增加了小刘这一角色，这是原著所没有的，原著只是在将要结束时附带说了几句：“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原著里淡淡几笔写到的人物，在剧本中都归结为一个人物——小刘，他在舞台上的出现，象征着曹七巧心中仅存的那点对正常生活的向往、理性的看问题的能力还时时在心中泛起，只是这种向往与理性在曹七巧那里是被她的分裂人格完全遮住了，她的日常生活完全被非理性占据，所以，舞台上的小刘，只是飘忽出现的人物，表明着曹七巧的正常意识只是闪忽出现的，不是她的常态，这个人物的舞台设计是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人物命运的另一种可能与人物心中的另一面的，而且小刘的出现是非常符合舞台展示的，这个人物虽然原著中没有，却也是符合戏曲规律的一个增添，是符合原著精神的。但是，这个人物的设计，也将观众带入了这样一种思维：曹七巧的暴戾与乖张是因为婚姻的不如意，如果她嫁了小刘就会有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这就从某个角度限制了观众的想象，也将原著中对人物的精神分裂人格的深度描写浅化了，在原著中这只是几句的顺带，只是提示读者思考的一个向度，而京剧《金锁记》将它强化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在有利于舞台展现的同时，也产生了限制，这也许不是改编者的初衷。

小说中虚写的人物——曹七巧的丈夫二爷，在京剧《金锁记》中被具象到舞台上，演员的选择很不错，瘦骨嶙峋的外表、病态的声音以及外在语言，更能让观众对曹七巧产生一定的同情心，这比原著中通过曹七巧自己的描述更具说服力，这也是舞台表现的一个优势。但具象表现也有具象表现的不利，比如，具象表现的曹七巧与二爷的关系，变成了要银子的关系，将曹七巧的财产是“我这身子换来的”坐实了，对原作中虚写的两人关系所流露的曹七巧的爱情与情欲的双重失落，以及对财产的畸形欲望、人性的复杂等因素所综合出的想象空间也有所限制，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在改编者，而是小说与舞台表现的置换所带来的意义流失所带来的。京剧的“二爷”，从设置到表演都是很精到的，应该说是达到了舞台效果的。

京剧的成功，与魏海敏的表演分不开，《金锁记》改编也可以说是为魏海敏量身打造的。她的表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无论是对人物身体形态的肢体语言的表达，还是念白和演唱，都形神俱佳，将一个可怜、可恶让人憎恨也不乏同情的角色，活灵活现地表现在了舞台上，演员、角色和人物达到高度一致，是此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戏的后半部分，更似七巧的独角戏，游刃有余，无所遮拦，无其对手，把七巧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也感觉失去了戏剧的平衡，一泄无余，“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小说《金锁记》）。她“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制”，但“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小说《金锁记》）。她有痛苦，她要掩饰自己的痛苦，她会生病，她会呜咽。如果剧中这一人物还能够收敛些，或让观众看到她还会滴下泪来，而不是一种完全的紧张和对峙、尖刻甚而狠毒，应该与原作会有更多契合。

此戏的舞台设计也很有特点与想象力，全场黯淡不明的背景，同时几个空间的展示，对表现人物的复杂心理非常有表现力。总的来说，将张爱玲这样一部具有复杂意义的小说全方位、全神形地展现在戏曲舞台上，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国光剧团的编导演们成功地做到了，相信这一人物的塑造在当代京剧发展史上有其重要意义，是对京剧创作的一大贡献。

（原载《光明日报》2009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