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甬剧《典妻》的改编

甬剧《典妻》是根据柔石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改编的。原作从小说名看就很有感情色彩，但小说叙述很写实，表现很朴实，小说不长，却隽永有致。小说以朴实之笔，将母亲的悲剧性揭示得相当深刻——一种内在的、与现实熨贴的悲剧。

剧作家罗怀臻在尊重小说原作的基本上，按戏曲的舞台特性，对该作进行新的诠释和加工创作，将之搬上戏曲舞台。以甬剧的语汇，展示那个年代浙东乡村的历史风俗，感受“妻”的命运和不幸。戏曲改编创作对人物的把握基本是准确的，妻、夫、秀才、大娘几个主要人物都很真实、自然，他们的思想、性格和行为符合人物的身份，符合时代的环境、地域。剧作通过妻的被“典”，真实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浙东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妇女命运。从阶级分析的立场，这种“典”具有浓重的阶级意识，但包括革命作家柔石的创作也没有将之简单化，而是以写实的笔法表现女人的命运和遭遇，没有设置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冲突，显然，这种人物与人物关系、这种对生活的揭示更其丰富，更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意义。作为戏剧，需要情节冲突和人物纠葛，这方面剧作的改编创作使原作比较散的关系和慢的节奏趋于集中和紧凑。相对于时下许多创作中人物的简单和单面，妻、夫、秀才、大娘几个人物比较真实，有着较深的生活基础，彼此之间互为关系，同构戏剧与矛盾。入秀才家一场，三人初次见面，妻的小心翼翼、忐忑不安，大娘的亦哭亦笑、若嗔若喜，秀才的文人本性、迫不及待，很细腻，很有戏剧的凹凸、跌宕。

甬剧《典妻》，应佩佩摄

生子喜宴一场，夫作为不速之客的贺喜，将本已归复平静、纳入新家新生活的妻的内心荡起涟漪，妻对夫为救春宝的赠送，引发了妻与新家关系的紧张，大娘的刻意与添油加醋，使夫被视为窃贼，也引发秀才的不满，恼羞成怒。从戏剧性角度看这种冲突，戏剧紧张而好看，跌宕有致。而另一方面，这种冲突又感觉比较人为，与剧中人物之间构筑的基本关系不很吻合，尤其是大娘，走向另一种极端，将夫也置于一种赤条条剥光的窘境。相比较，小说这里的描写非常朴素而含蓄，但妻的情感、对儿子的牵肠挂肚溢于言表，而当秀才听说她将青玉戒指和五元钱都给了夫时，“秀才接着叹息说：‘总是前夫和前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人物思想变化的脉络清晰。但在戏曲中，对未来对妻的留走，无论秀才还是妻，都缺乏一致性，以至于在妻即将上路时，秀才还在表示要将春宝也一并接来。显然，小说中妻的想法是现实和最真实的：“她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底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的，于是，她便要求她底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底眼前。”这种想法固然谈不上高尚，但三年将至，内心矛盾中有此考虑对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妇女也是情理之内、合乎生活逻辑的。

小说很隽永很有匠心，但表现与叙述上看似不经意，笔法朴实，这为戏曲的改编创作增加了难度，但从剧作家的改编和剧作的舞台呈现来看，已相当精彩。就整体来看，剧作家按戏剧规律行事，将情节提炼，人物性格化，展示出上世纪浙东乡村的历史风俗和生活实况。但就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刻性和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准确性来看，显然戏曲改编还有不少可再推敲和斟酌之处，包括结尾春宝的死。春宝的死，无疑增强了戏剧的悲剧性，渲染了戏剧的悲剧气氛，但是也将生活的涵义简单化，将生活的悲剧简单化了，包括对人母的是否有人性、其合理性都受到质疑。妻被“典”，作品对这种行为表现越不以为然、越视而不见，越见其普遍性；人们越表现麻木，越见其深刻性；越平平淡淡，越具有悲剧感。悲剧、悲剧的力量不仅源自主人公物质身体的死亡，死亡固然是不幸的，但活的、存在的行尸走肉、思想灵魂的麻木死亡具有更深刻意义的悲剧感。小说结尾，妻在经历了不平凡的三年典妻生活，为他人生育一子后，复归旧家，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又回到三年前：“她眼睁睁地睡在一张龌龊的狭板床上，春宝陌生似地睡在她底身边。在她已经麻木的脑内，仿佛秋宝肥白可爱地在她身边挣动着，她伸出两手想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这时，春宝睡着了，转了一个身，他底母亲紧紧地将他抱住，而孩子却从鼾声的微弱声中，脸伏在她底胸膛上，两手抚摩着她底两乳。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这就是妻的命运，发生了如同没发生，昨天发生了今天还要继续下去。

——然而，依旧似从前吗！

（原载《探索与追求——甬剧〈典妻〉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