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第二种生活”——秦腔《花儿声声》阐释
看秦腔《花儿声声》与看其他秦腔、其他戏不同，其他戏从编剧到导演到表演的个体主体意识比较强，教化意味也比较浓，而《花儿声声》似乎不见这种个体主体意志，使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和声势，表现西北土地上的情、爱、眷恋和不舍。该剧的形象、形象的魅力和力量通过杏花来体现，但又不只是杏花，这种魅力和力量来自西北土地、西北人，它是源自土地，来于民间，而非应时歌德作品，所以，《花儿声声》有感染力、穿透力，所以我们相信它的艺术魅力会是长久的。也因此，对该剧的读解用了巴赫金“第二生活”这一概念。
这是一个旷世和永久的西北故事，“花儿”是永远的叙事对象和不变的主角。“花儿”是西北老乡的歌，是西北老乡的心声，杏花是花儿歌者，是花儿王，是人格化的“花儿”。秦腔《花儿声声》（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成功，在于表现出了“花儿”的精气神，形象而深刻地展现出了西北人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对土地深深的依恋和敬拜。不同于富庶、旖旎的江南，不同于丰饶、肥沃的东北，西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始终是黄沙弥漫、缺雨干涸之地，绿色与生命在那里极其稀罕而不易。不置身其间，很难去体会和认识西北，认识和理解西北人、西北世界。记得数年前有篇很著名的报告文学，讲西北的干旱、落后和移民，很惊讶那里人们的那种固执和以黄土为伴、不离不弃的艰难生存。张艺谋导演和主演的电影作品《老井》也展示了西北人与黄土高坡与家乡的一种相依为命。看了秦腔《花儿声声》，首先觉得是一种艺术的享受，秦腔的高亢和花儿的质朴、缠绵，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使得以“花儿王”为主人公的故事从形式到内容有种水乳交融之感，花儿遭遇秦腔，彼此之水乳交融使得这一荡气回肠的故事愈发鲜明和响亮。
秦腔《花儿声声》
故事反映的是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几十年间马莲沟的过去和现在。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杏花在赛歌台上与五哥邂逅，彼此一唱一和，杏花喜欢之极，为了听他唱花儿，毅然决定要嫁给五哥，嫁到“地无三尺平、渴死没水喝”的马莲沟。土改后，人们为求雨找水而日夜忙碌。水利员眼镜儿到来，喜欢杏花的花儿，杏花则喜欢上眼镜儿。在“人定胜天”的工地上，五哥处于危险之中，眼镜儿挺身相救，结果双双遇难。若干年过去了，杏花已垂垂老矣，但不肯离开马莲沟，成为搬迁的“钉子户”。杏花眷恋马莲沟，更因为这里埋着她的两个亲人。在祭奠五哥和眼镜儿后，如同当年坐着花轿入嫁般杏花毅然又坐上花轿，告别马莲沟，告别五哥和眼镜儿，走向新村，走向希望。
主人公杏花漂亮，性格爽朗，爱憎分明，是当地有名的“花儿王”。她与两个男人的故事其实也简单直接，没有波澜壮阔的感情纠葛和矛盾，她嫁五哥和后来喜欢眼镜儿，都是出于女性一种朴素的感情，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直觉和感觉，但这就是他们的爱情。这种纯朴、真挚的爱情与那片贫瘠的土地和无处不在的花儿形成一种西北世界的和谐与熨帖，使得他们的性格、感情和整个世界是那么自然、乐观和浪漫，而这，也正是这片贫瘠黄土地的生气和生命力所在。杏花的性格，在于她率直、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既想敢爱、无所忌惮，而且宁折不弯，对五哥的表白就是如此。在她眼里精神和情感是第一位的，所以她不怕所嫁马莲沟“山高石头多，地无三尺平”，但要心里“舒舒坦坦”，而这只有五哥所唱的花儿能够给她带来。她敢爱，但珍惜自己的贞洁，面对枪炮一片，她不怕死，不怕土匪，但爱惜自己的身子，她要给自己的男人守住贞洁。她对眼镜儿的喜欢和欣赏也是那么直率、缺少理由，她没有眼镜儿那种接受不接受教育的概念，也不管对方是否在劳动改造中，她只是以自己朴素的认识和感情对待对方，而这不仅是一时冲动，不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简单的向往。她以唱花儿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唱花儿人朴素的感情，有唱花儿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她喜欢眼镜儿有最初的冲动，但更主要的，眼镜儿的出现是对五哥这一人物的弥补，而这是她所绕不过去的。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水利员，眼镜儿到来对杏花来说有一种强烈的吸引，这在于花儿王的精神领域是超越马莲沟的，是马莲沟人所未能服膺的。果然，虽五哥与眼镜儿成为事实上的竞争对手，但当危难来临之际，在生与死之间，眼镜儿义无反顾要救出五哥，不幸双双遇难。杏花与眼镜儿之间更多是一种精神的理解、默契，花儿是这种理解、默契的媒介。杏花直人快语，所以对眼镜儿的感情不加掩饰，而她对眼镜儿也会有不理解，这就是她提出的“到今儿不明白，这么土的玩意儿，识字人为啥也喜欢？”眼镜儿回答：“花儿句句是真心话。”在那个年代，对眼镜儿来讲，花儿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眼镜儿对杏花的感情从他喜欢听唱花儿可知一斑，只是囿于自己的处境他不敢直面而已。
杏花在爱情表达上非常大胆和直率，无论对五哥还是眼镜儿皆然。但她对爱情不是轻率，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剧中表现的是杏花与两个男人的故事，事实上，她与眼镜儿保持的是情感和精神的交流、联系。在两人情浓紧紧相拥时刻，一声炸雷，如癫如狂的杏花在自己臂上猛咬一口。用杏花后来的话说：“就这么着，使劲一咬牙，都保住了。保住了一个爷们儿没犯错误，保住了一个爷们儿没当王八，保住了一个娘们儿的清白。”这两个男人成为她的至亲。杏花对马莲沟的眷顾，不仅它是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更在于这里埋着她的亲人。这种对家人和土地的眷顾、依恋，只着眼于经济学考量是不能诠释的。这不是人们有没有眼光的问题，也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关乎他们的“根”和祖先祭祀的大问题。该剧着眼于现实，站在今天人的视角来表现马莲沟的搬迁，目的当然还是为当下添砖加瓦、歌功颂德，但其深刻处在于它揭示出了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与土地的依偎联系，这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感的祭祀和崇拜，是他们精神和灵魂的栖息地。五哥等乡民不惜牺牲的缘由在此，杏花所以成为“钉子户”的缘由在此，而最终杏花的走向山外，还因为解决了“马莲新村”能够保持与马莲沟的承脉。
该剧的艺术表现比较成熟。这个戏采用倒叙的方式，从当下的移民搬迁写起，继而闪回到历史时空，在若干个有时间延展而空间断续中，演绎杏花与五哥与眼镜儿之间的故事，一个一个的片段，一个一个的故事，一幕一幕浮现眼前。历史与现实交织，有历史感，有现实的回味与思考，是叙述也有思想。花儿是西北百姓离不开的“玩意儿”，它融入到百姓的骨髓和血液中，人人可以哼唱。杏花是花儿王，但戏剧所展示的是全民的歌唱，赛歌台就是全民狂欢的场所，那一再反复咏唱的花儿，把该剧的主题不断强化，使其成为戏剧的主旋律，令人振奋和舒坦，同时，它也使杏花和五哥感情叠加走到一起。第三场土改分田，众汉与五哥的歌唱，特别是众汉那段“这是我的土，这是我的土——我的土，我的土，我的土——（他们全都匍匐在黄土地上）”，非常震撼，气势磅礴，犹如一泻千里的黄河，表现出了西北人的气派和声势。这是来自民间的力量，不同于官方，包括表现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20世纪50、60年代。戏剧着眼的都是这些民间人物，只在眼镜儿被逼说出自己在“接受教育”时，能够看到来自上层意识的如影随形。花儿艺术本身具有欢快、诙谐的特征。这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所有这些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看不到这种双重世界关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的文化意识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这里不存在刻意营建一个与官方与主流不同的“世界”，但该剧通过杏花侧重表现的则是西北人的“第二个世界”或“第二种生活”，杏花作为花儿王是其代表，让观众感受到了西北风的力量，花儿的魅力和西北人的性格。西北的花儿有名，但只有与此剧的剧情相融后，才显现出它独具的个性、魅力和力量来。
在现实与历史的闪回穿插中，傻良和小花这两个人物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仅是要做奶奶搬迁的“说客”，也是历史的倾听者，而且，他们也是这一故事浪漫、喜剧性的参与者、作俑者。尤其是傻良，看似有点傻，其实明白事理，几乎无所不晓，所以小花和杏花都说“傻子不傻”。这一人物在推进剧情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本是现实中的人物，但时时搅和到历史故事中，在戏剧中跳进跳出，看似“乱”来，实则有序，恰到好处，有“间离”思考作用，更主要的是增加了该剧的喜剧性、戏剧性和浪漫特征。这一人物在剧中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在中国戏曲里是有其渊源和传统的。
现实与历史反复的闪回穿插是该剧的重要特点，而且这种闪回穿插运用的频率较高，从而不仅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极其紧密，而且增加了该剧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和统一、大气的风格特征，在艺术和技术层面上也是圆熟的。类似的对比对照在该剧中使用得比较多，而且不仅是现实与历史的闪回穿插，还有历史中的阳间与阴间人物的表现，而阴间重在延续人物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没有可怖和鬼煞之气，而更有人气人性，也很好地深化了该剧的思想和人物的情感意志，是可取和成功的。
该剧还有一些可以再推敲和深入思考之处。比如，杏花与五哥、眼镜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眼镜儿的关系“纯洁化”了。我们知道，那个年代那样生存环境里的一批乡民，他们重在行为行动，思想和情感的表现也往往落实到行为层面，难有纯粹深刻的思想思考，最多就是眼镜儿喜欢听花儿一般的表达。杏花敢爱敢恨，但在与眼镜儿的情感关系上，最后走向“三保”，回归了道德伦理的传统。但在此后，眼镜儿不论生或死，在杏花心里都取得了与五哥一样的地位，这种平等感情来自哪里，是他们的精神恋爱，还是眼镜儿的人格魅力？感觉戏剧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最终是往回“收”了，作了模糊化的理解。这也给人带来杏花与两个男人关系的不平等、不够真实的感觉。杏花看似敢爱敢恨，但在与眼镜儿情感关系上，有点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应该不是杏花的性格，而是作者的，作者赋予杏花的。当然这么处理一定程度上观众也可以理解，但人物的真实性和人物关系的真实性就受到消解。
最近在凤凰网时尚栏目看到一篇《忏悔：著名杂志主编的双重人生》的文章，留美中国学者袁苡程作人类忏悔心理研究，一位62岁、前纽约著名文学杂志主编菲利浦·格尔的临终遗言，讲述主人公与妻子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在他看来妻子无论在品行还是样貌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女人，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但是杂志社新来的编辑让他迷恋不已，他与这位同事同居并育有一子。他认为自己同时爱着这两个女人。作为临终之人，菲利浦·格尔的故事的真实性应该毋庸置疑，他的所做所想应该也不仅仅是为自己辩解，他在他爱的两个女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生活了30多年。他自己说：“在这期间，我不无挣扎和自责，也多次在乔装后去教堂虔诚地忏悔，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我生活中的这两个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就如同我不能单一地选择黑天或是白夜，月亮或是太阳一样。”菲利普·格尔说道：
我此刻写这封信绝不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辩解，因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普通人的良心准则不可能给我以任何借口。我也知道，发生在我生活里的真实故事会被很多人诟病和指责，因为那被公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诉人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爱两个女人不是不可能，是社会习俗在说不可以。仅以人的天性而言，爱情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我知道，在当今的社会，如果一个男人同时爱上两个女人，或是一个女人同时爱上两个男人，他们多数会以悲剧收场。但是我却很幸运，我做到了同时爱她们两个人，也被她们所爱。我本无意挑战当今社会的婚姻习俗，但是在真爱面前，我选择了无条件接受。我相信，爱是无法抗拒的，当它来的时候，只有接受，就这么简单。
人们啊，还是去抗拒把自己的生活引入悲惨境地的战争吧，而不是抗拒爱。这个世界上的爱从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类能允许战争的存在，并对它发狂，为什么对爱和爱的多种存在形式却屡屡发难，不能容忍和接受？世间多一些爱，战争的疯狂就会相应地减少——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生活中爱的缺失的必然结果。[2]
这当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生活的真实故事。按理说，文学艺术家应该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中国文学艺术很多时候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落伍、滞后于时代、社会，而时代和社会告诉人们的往往更为深刻和悲催，很多时候是这些文学家、艺术家在掩饰和熨平已然的历史、历史事实。我们无意让《花儿声声》一定是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故事，一定要眼镜儿与杏花发生点什么，但不论发生或不发生，都应该是顺乎情理，不回避矛盾，敢于直面现实。那样的作品，应该会更有思想的深度和艺术张力，包括杏花这一熠熠的女性形象也会更具个性光彩，也会更为完整和统一。
（原载《民族艺林》2013年第3期）
【注释】
[1]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http：／／fashion．ifeng．com／emotion／special／chanhui2／＃page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