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特殊亲家》的震撼力

豫剧《特殊亲家》的震撼力

金秋十月,郑州举行的中国戏曲第三届“金三角”交流演出中,河南新乡市豫剧团和新乡市电力豫剧团演出的豫剧《特殊亲家》,以其强烈的思想震撼和富有表现的艺术追求赢得专家和广大观众的称赞,是艰难发展中戏曲实践的又一可喜收获。

该剧反映的是现实题材,触及的是当代生活的热点,一场情与法的斗争冲突在有着特殊身份、职务的两亲家之间展开。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戏曲表现也不乏其例,却鲜得既具开拓境界,又有撼人艺术感染力的佳作。《特殊亲家》的成功,得力于作者对人物的准确理解把握和深层拓展,尤其是魏书记和金敏两个人物,理解甚新,有骨有肉,奠定了剧作成功的基础。

魏书记是赵卫东的母亲,正式出场在第四场,但却是该剧当然的主人公。这一人物迥异于以往常见的那种以权谋私、袒护包庇子女的领导干部,又不是观众惯见的那种只见“党性”而缺乏人情人性、呈单面化发展有概念化倾向的人物。魏书记是剧作所要塑造的正面人物,她的清正廉洁、凛然正气,她的领导干部的风范,是在对家庭内部突然发现的儿子奸污玩弄女性这一事件事实的认识中逐步呈现、升华的。魏书记解放初期就是儿童团团长、远近闻名的小英雄,后来又当了武装部长,直至市委书记,可以形之舞台表现的事迹甚多,有道是“四十年为公仆忠心耿耿”,但作者透视的场景主要不在市委书记办公室,而是其家庭;也即作者不是直接从正面塑造这位党的领导干部,而是在最为棘手的家庭成员引发的矛盾冲突、斗争中,凸现她坚定的信念和既充满温馨母爱又不枉法徇私的高尚品格,骨肉丰满,情法有度。

魏书记不是不讲原则、一味袒护儿子的母亲,也不是简单可以听信别人的人。这一人物的真实性在于,她对儿子的关心辩护,既出于人母舐犊之爱,又听信了卫东的一己之辞,见到作为“证据”的两盘录像带,并有受害人宋明明的翻供。更主要的是,她不能相信儿子会踩着父亲的血,去干伤天害理的事。对儿子的指控,她也由“两个孩子闹矛盾”,发展为认定他人“一手制造了冤假错案”,进而与金敏的矛盾处于尖锐的对立中。毕竟,作为领导干部,作为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领导干部,她是成熟的。她怨斥金敏“固执己见,缺义少情,立案查证,一意孤行,执意将卫东儿推上法庭”,带着满腔的情绪,却不挥抡大棒,当省委组织部来人考察金敏时,她以金敏是亲家为由回避了,告诫一定要注意客观、全面、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没有被个人的情感漩涡所淹没。

她也没有听信手下人进言,让公安局拘留宋明明,以挽救儿子的婚姻,匡正其社会上的影响,而是冷静下来,在疑窦中进一步寻找新的证据。一俟事实被验,她顿觉“霹雳滚,惊鸿影,身寒骨冷天地崩”,震惊之中,宋明明不再告状,“是进是退难决定,人生最难是个情”,对卫东是一个机会,对她更是一次考验。但也正是在宋明明“宁肯我自己冤枉,也不能再伤害赵伯伯的独生儿子,也不能再让您心里受折磨”的感恩中,魏书记不知进退,一度处于迷乱中的私情,易位给更具包容的公理和法律,使她更趋冷静、清醒,更加闪烁出一位党员干部耀眼的光辉,这就是:宁肯我一人受折磨,也不许无辜的人们受伤害,更不能让党纪国法受到玷辱。

结尾第六场,魏书记丰富的思想情感得到充分的发挥,此刻,她理不断的情绪已归于安然,对儿子的体贴、照料,是一种将要离别的人母之眷,是她自己将要把儿子送进公安局。儿子的狡辩、不肯改悔,使她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想不到当年的歹徒成家鬼,想不到烈士的后代成逆贼……”大段排比曲词,感情激烈,发人深思,魏书记的形象亦巍巍乎耸立于观众的心中。

难能可贵的是,魏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剧中不是个别,而是作为群像来塑造的。金敏,市纪检委书记,魏书记的亲家,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她有头脑,讲原则,在女儿新婚之夜的不谐中,她敏锐地察觉赵卫东“远超出儿女恋婚姻爱情”的行为,紧追不舍,亲自到歌舞厅、火车站追寻宋明明,以她的真情和坦诚,赢得对方的信任。但事情也紧张、复杂起来,毕竟赵卫东有着不一般的社会关系和特殊身份,而对女儿的央求、同学的劝告、众领导的说情、魏书记的发火,她有对亲人的同情和怜悯,甚或也有片刻“进也难退也难难斩乱麻”,但为了伸张正义,洗清冤屈,除恶扬善,尽管主要证人宋明明突然翻供,面对晋职机会的可能失去,她却刚直不阿,毫不妥协,坚持到底。这一形象,不愧是当代铁面无私的新包公,是党和人民群众可以信任的接班人。

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物塑造具有相当的难度,《特殊亲家》剧不仅主要人物熠熠有光,其他人物亦栩栩如生。宋明明是一个被损害的女子,也是主要的证人,作者没有因为着力于魏书记、金敏而将之简单化,而是善于用精练之笔挖掘人物的性格和内在心理,让她的行为变化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依据,给人以真实感。这种真实,这种性格特点,不仅更加衬托出魏书记和金敏两个人物,而且使全剧整体艺术质量更上一层。刘主任是领导身边的人,善于揣摩、迎合领导,剧中出场不多,却很有特点,尤富戏剧性的是,正是他竭力开脱、庇护的赵卫东糟蹋了他年仅14岁的女儿刘红豆,闻罢如雷击顶,点睛而颇多意味。

该剧极强的戏剧性紧紧地吸引住观众的心,矛盾冲突的各方互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剧名即可想而知)。这种关系加剧了人物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在这种矛盾冲突发展中确立、完成的。这种戏剧性,不是为奇而奇、为巧而巧,不是出于编导的“客观”需要而主观捏造,作者遵循人物性格、事物发展所具有的必然性、规律性原则,从揭示矛盾、阐释思想、塑造人物入手去结构,不仅紧扣人心给人以真实感,且意脉不紊具有明确性。

如第四场宋明明突然否认有她先前已告诉金敏的两盘录像带,骤然激化了魏书记和金敏已处僵局的冲突,使剧情波澜再起,趋于白热化,也成为魏、金两人形象塑造的重要一笔。这里,宋明明作为一个证人,作者没有将其简单化,她的突然变卦不是神经质,也不是编导手中随时需要的一副小道具,而是偶然中蕴含了必然性的因素。原来她就是7年前老赵从湖边大桥下面与歹徒搏斗救出的那位少女。从中,既可见宋明明生活的不幸,又可见她天性的善良,客观上也是对赵卫东诽谤、诬陷的有力回答。

这是一出趋于成熟而极具震撼力、艺术表现力的好戏,是可堪细琢、锤炼而能成为精品的佳作。尚需完善的是,与后三场精彩纷呈相较,前三场略觉散漫;赵卫东的形象也显简单;细节上也有针线不密之处。

(原载《中国戏剧》199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