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的现代转换——从新编历史故事剧《长平悲歌》谈起
自上世纪50年代戏曲改革以来，新的戏曲创作由传统形态逐渐向现代形态转变。样板戏的出现即是这个潮流中的显例，但对意识形态的趋奉导致其艺术成就在当代被忽视，只能成为戏曲史上的昙花一现。而到了当下，戏曲创作形态的现代因素具有了新的样态：舞台呈现的电影化、戏剧转接的蒙太奇化，等等。对于这些新的变化，戏曲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这是戏曲新变的必经之路，有的认为这些变化导致了传统戏曲因素的消失，与传统舞台一桌一椅、讲究手眼身法步表演的空灵写意的表现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是传统中国戏曲的余脉了。的确，戏曲创作的这些变化，充分显现出戏曲在当代发展的纠结和两难。
应当说，传统戏曲是中国几千年的艺术精粹，具有东方艺术的特殊魅力，与西方艺术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戏曲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独具特色。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自幼即读《孝经》《论语》，所讲全是严肃的人生道理，这些全是现实的，因此要有空灵的文学艺术作调剂。不论中西，在人生道路上，一张终该有一弛。如果说母亲是慈祥可爱，而父亲是严肃可畏的，则西方宗教是母亲，文学戏剧是父兄。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是父兄，而文学艺术是慈亲。”[1]作为慈亲的中国戏曲，其表演方式上的虚拟化与写意化，造就了它的诗意空灵，而它独特的大团圆式结尾方式又给了观众心理满足上的母爱关怀，使得中国戏曲在诗意空灵之外又有了人间的爱意，是善与美的结合。而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使很多作品在剧情上采用西方的人性拷问式，在戏剧转接上采用电影的蒙太奇化，在舞台呈现上的实景化，实际上是丢弃了传统的特色而去追求华丽的时尚外衣，长久下去会割裂现代戏曲与传统戏曲之间的传承关系，造成现代戏曲的弃婴化。
上党梆子《长平悲歌》，刘祯摄
新编历史故事剧《长平悲歌》从取材上来看是一个古代题材的现代写作，颇具戏剧的张力。剧作者选取历史上秦赵争雄，赵王误用赵括，造成赵国40万兵将被秦国俘虏活埋的真实故事，将一段“纸上谈兵”的历史教训演绎成悲壮的舞台剧。故事由几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廉颇舍家为国的主线，一条是秦王赵王争雄、用兵遣将的辅线，一条则是赵括夸夸其谈、误国害国的线索。这几条线索穿插交融，营造了浓郁的悲剧氛围。从创作角度看，这出戏已经是现代意识下的故事结构，没有追求大团圆式的结尾，剧中的廉颇既有与传统戏忠臣良将同构的行为模式，也有现代戏曲好干部式的心理方式。比如，廉颇在遭赵王怀疑被解职后还是不顾妻子反对与忠臣周成一起上殿谏王等情节的设置，就既是传统戏中的忠臣良将又是当代的好干部模式；而此剧中对廉颇一家人的敷衍——如廉颇不顾女儿安危一心守城的选择，最后也没有交代廉颇大女儿廉梅的下落，这些设置就又有现代剧的意识，即突出戏剧性与人物性格而不追求大团圆式的结尾方式，是吸取了西方戏剧的创作方式后的结果。再比如，此戏对赵王用人的表现，就既表现了传统戏中帝王疑臣的传统模式，也追求了现代戏中对人性弱点的深度刻画，没有一味地像传统戏那样表现帝王的圣明。当40万赵兵被秦国俘虏活埋、赵都邯郸危急之时，赵王亲莅廉府请罪，请廉颇再次出山挽救赵国的真诚一跪，就不是传统戏中的帝王模式了。还有赵括求得赵王信任的过程，也是吸取了很多现代戏剧小说的表现方式，刻画出一个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用兵能力的年轻人形象。而剧中饰演廉颇、赵王、赵括的演员的出色表演，将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性格特征等非常形象地展现于舞台。比如，在两军阵前廉颇眼看自己女儿将被斩首的唱与演，就非常饱满地表现了廉颇既要保护女儿又要保卫国家的复杂感情与艰难选择，赵括在赵王面前的志得意满与踌躇满志就充分表现了一个未经世事而不知现实复杂的年轻人的轻狂。因此，此剧对现代戏剧张力的追求形成了它的现代性特征，而人物行为模式的设置又处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接中，是戏曲现代转换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这部戏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包括用人是否得当的问题，但该戏的主题不是或主要不是用人当与不当的问题，而剧作的某些倾向如结尾幕后伴唱的“赵也争雄，秦也争雄，善用人者大业兴！赵也用人，秦也用人，用人不当功无成！”也揭示出对该剧思想内涵和意义的矮化和消解。赵秦这么惨烈的一场争霸，40万赵国士兵血染成丹河的悲壮，被赵王“君不入臣府”的一个破例而轻松化解。之前，赵王与廉颇的矛盾不是用人的问题，为此，也不仅是廉颇被罢免，周成被赵王赐以全尸而亡，还有40万赵国士兵无辜地被坑杀。赵王的所作所为，反映的是他作为君王的统治阶级本质，刚愎自用，专制独权，剧中看不到君臣之间围绕所谓用人问题的讨论和争辩，只有赵王的武断和轻易被蛊惑。王宫廉颇与赵括兵书比试一场，看似公平，实则赵王撤换廉颇之意早决，而且，如果这一场是所谓的用人之争的话，如果廉颇的理由还不充分的话，那么，赵括之母的出现及一番夫君遗命训诫的话，应该可以看出事实真相和赵括“纸上谈兵”的实质，然而不是，赵王强夺主将印信，并有“妄言赵括不能为将者斩”之言。如果该剧是用人当否的问题，那么赵王步入廉府，跨越的只是“君不入臣府”的礼节，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彼此截然的两极之间的壁垒。而要化解、消融这种壁垒，是需要更多地审视步入廉府之前的君臣关系，尤其是赵王这一形象以及他的行为思想，但似乎这样也不是该剧最佳的选择，因为该剧本身的思想涵容和深刻性应该并且已经超越用人之当否，所以开场与结尾伴唱所极度强化的“赵也用人，秦也用人”并不能笼罩其更广阔的思想视野和所具有的悲剧性。
此戏也采取了实景化与蒙太奇化的舞台表现方式。而从此戏的戏剧结构来看，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有利于剧情的舞台表现的。这就为戏曲的传统继承与现代转换提出了一个悖论：如果一味地追求保持戏曲的原汁原味而摒弃一些现代戏剧的表现方式，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现代戏曲的吁求的，而过于追求戏曲的现代性则又无法保持古典传统而导致传统因素流失。这出戏实际上就是钱穆先生讲的传统母性戏剧向西式的父性戏剧转变的一个典型个案，可以引起许多的话题。我以为，这正是此剧的意义所在。
（原载《戏里长平——上党梆子〈千秋长平〉创作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
【注释】
[1]参见《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