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视角与改编——谈越剧新本《一缕麻》
杨锐编剧、杭州越剧院近年演出的新编越剧《一缕麻》是根据包天笑发表于1909年同名小说改编。此前，梅兰芳曾演出过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时装新戏，由齐如山编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同名越剧演出版。这三个版本的演出，其时间、剧情、人名都不同，这里主要通过与梅兰芳版京剧《一缕麻》对比，着重谈近年越剧《一缕麻》改编的新的视角及其意义。
梅兰芳时装新戏《一缕麻》故事情节叙述的是：林知府与钱道台交好并指腹为婚，结果林家生女林纫芬美丽聪慧，钱家却生了个傻儿子，林小姐与表兄方居正相恋，钱家不肯悔婚，林纫芬在家人逼迫下嫁入钱家，却不幸患急症白喉，家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傻新郎并不嫌弃，日夜侍疾，却不幸染疾身亡。林纫芬醒来发现头上一缕麻，知新郎已死，痛苦不堪，亦自杀身亡。
而近一个世纪后的2006年版的越剧《一缕麻》人物与情节就都有了变化，林纫芬变成了林素云，钱少爷变成了富商之子荣鹏程，表兄变成了师兄吕锦文，整个戏的风格发生了变化，悲剧的基调不复存在，诙谐轻松不少，除了林素云的母亲被痴呆女婿气死是悲情戏外，其他情节很多都透着幽默与诙谐。剧的开始由两家指腹为婚变为林父感激荣家的救命之恩而嫁女。剧情最后，林素云嫁入荣府患白喉，荣少爷侍疾在素云逐渐好转时，竟然被传染一病不起。之后奇迹出现了，荣少爷痊愈起来，而且不再痴呆了，林素云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幸福。
梅兰芳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之所以是悲剧结局，是那个时代的需要。20世纪初期，正是反帝反封建思潮的初起之时，社会精英主张的是婚姻自主，反对包办，林纫芬的悲剧结局正是对包办婚姻的强烈控诉，是反封建的时代发声。所以，当时梅兰芳的《一缕麻》一上演就引起轰动，剧场效果极佳。这出戏是当时社会青年人反抗家长制、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有力的艺术表达，悲剧的结局是社会舆情的需要。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到了新世纪，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业已经成为历史，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结合，甚至网恋成婚业已成了新的时髦。包办婚姻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愈来愈远，反封建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强音，而且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裕，年轻人在爱情关系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质素，带着些许的奢靡、带着些许的谐谑，现代人不想活得太累。
越剧《一缕麻》，刘祯摄
反映在新编越剧《一缕麻》的改编上，悲剧就变成了悲喜剧，人们不愿看到林素云的悲剧结局而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时代与社会心理变化的反映。不是这个时代不需要演悲剧了，而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变了，善良的观众愿意给林小姐一个意外的惊喜。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绝对不存在包办婚姻，只是说，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已经幸福地享有了婚姻自主权，而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婚姻是否能自主的主题上，而是青年人在婚姻上取什么样的价值观的问题。当下，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是影响年轻人婚姻观的主要问题，新编越剧《一缕麻》在这个时代主题的处理上还是比较高超的，此剧没有把林素云与师兄吕锦文的恋情处理成美小姐与穷书生的爱情，将荣鹏程处理成横刀夺爱的富家恶少，以完成一个俗烂的富少夺婚剧。新编越剧的剧情处理非常接近于现实，荣鹏程虽然是富家的呆少爷却非常善良，而林父要求女儿嫁荣府也是因为荣家的救命之恩，这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上就多了一层道德与义的拷问，使得这部戏不单纯是一部婚姻的悲喜剧，而对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都有了一种回归与认同的倾向。
将荣鹏程处理成一个善良的呆少爷比将他描述成一个横刀夺爱的恶少戏剧的拷问层面就多了很多，不仅拷问了林家的道德与义，也给拜金主义的当代青年一个警醒，即富家子弟的智商与能力问题。林素云就是纠结于荣鹏程的智商与吕锦文的才气，不情愿地带着母丧嫁入荣府的。剧作者继而给林小姐安排了又一场命运考验，得了白喉这一凶险疾病，荣家上下人人躲避，只有善良的呆新郎一口药一口药地喂她，林小姐被感动了，病情也好转了，呆少爷却染疾而亡，剧情若是就此结束又成了一出悲剧，而林小姐的悲苦命运就将成为观众的话题，但剧情峰回路转，荣少爷复活并且不呆了，林小姐的命运在观众的紧张关切中以喜剧收场，不能说不是悲苦人生的一个亮色。这样的结尾，也是新本与1946年越剧成容本最主要的不同，成容本（袁雪芬、范瑞娟主演）写慧芬与同窗好友君玉感情笃好，但因父命难违，与君玉分手，嫁到早由父母做主订有婚约的周家。周家少爷生性痴呆，慧芬自叹悲苦。洞房之夜，慧芬突发白喉恶症，只有周家少爷不怕危险服侍她，慧芬很快病愈，而少爷却染上恶疾不幸身亡。慧芬悲痛欲绝，决定与君玉斩断情丝。
新本是对该题材悲剧的彻底颠覆，从梅兰芳的时装新戏到越剧新本，这一故事题材的基本走向是悲剧性的不断消解和转换，由时装新戏的大悲到成容本的悲剧，再到新本的喜剧，走向了团圆之趣。新本整体来看，前半部分人物关系表现和戏剧张力比较细致、充分，而后半部分素云嫁入荣家后比较单一，只写了得病一事——当然这是大事、戏剧的重要关目，但仅凭此事来完成情节和人物关系的逆转，还是显得有点仓促，不够充分。如果在情节上再从容一些，细致一些，能够发挥开来，多一些铺垫，可能这种人物关系的转变会更可信，更真实，戏剧也会更感人。事实上，该剧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只是有些地方忽略了，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比如，戏的开场，荣少爷与素云的邂逅相撞其实是很好的细节，它不仅在情节上是两人关系的“戏剧性”所在，而且初步展示了两人尤其是看似痴呆的荣少爷善良的一面。这个细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伏笔，应该成为他们两人日后姻缘的一个重要契机，互相建立一种初步的印象或好感，有这样一个伏笔，日后缔结姻缘，素云对荣少爷认识的转变就多了一些可资信赖的基础，但比较可惜，这样的细节没有被很好把握和利用。
剧中，荣少爷这一人物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之前诸本中这一人物是一痴呆者，实际上不具有人物的社会属性，其意义在于对嫁入其家女性的不公，造成对女性事实上的折磨和戕害。越剧新本的改编赋予这一人物以社会人的属性，在于他不是天生痴呆，而是后天惊吓所致。这样，作为一个少年虽变得痴呆，但不乏天性的善良，这一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童心、真心是许多“健康”人所不具有的。尤其是面对白喉恶疾，众人避之唯恐不及，唯独他泰然处之，这当然是他的“痴呆”所在，但何尝不是这一人物的善良和爱心所存呢！虽罹白喉之痛，但也因祸得福，使得他少年意外所致的痴呆竟然痊愈，也使得他与素云的感情臻于水到渠成。这一人物的改造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赋予这一人物“社会属性”也提升和扩容了这一题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张力。尤其是女小生徐铭非常到位的表演，十分准确地表现出荣公子既“呆”又可爱、具有童心的特征，这一人物在戏曲舞台上有其独特性，看似身体残障，但十分可爱，他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力量使许多看似“健康”的人相形见绌，“这一个”人物是与徐铭的表演分不开的。
这一人物出现其实对戏曲人物塑造很有借鉴意义。文学创作忌“扁平”人物，“‘扁平’的人物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只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1]戏曲创作固然不同于文学如小说去一概追求复杂性格的塑造，但也不是“扁平”的、简单的或类型化的，而不应忽视“单纯性格”的刻画和塑造，其实，“单纯性格”更符合戏曲的历史和表现特点，无疑，徐铭塑造的荣公子形象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成功的尝试！
越剧新本对这一故事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诠释，所以从大悲、悲剧逐渐走向喜剧，但也能够看到，在这一故事的历史演绎、演进中，重新编码、重新解释和重置情节、人物命运是应该统一的，这甚至于比结构一部新作更有难度。越剧新本的改编，也忽略了一个情节，就是素云母亲之死。既然新本不复是一个悲剧，那么面对素云与痴呆之婿，虽然做母亲的有一百个不情愿，甚至伤心欲绝，但母亲的“惊死”成为一种无谓的牺牲，成为戏剧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光滑的凹凸和羁绊，这样的结局就显得与新本改编的现有风格基调不很协调统一。全剧喜剧的收场，说明了时代变化下的暖意人生占据了主流，说明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乐观心理。这是时代变化的必然，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由悲剧结局到喜剧收场，我们走过了近百年，祖辈的反抗与悲情到了我们这里确实已经有些隔膜了。历史的沧桑带给戏曲人的精神食粮必然表现在创作上，要看我们怎样去认识了。不同时代必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一缕麻》的改编正是明证。
［原载《戏文》专辑（《文化艺术研究》增刊）2015年第14期］
【注释】
[1]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