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儿的形象探求
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内人”而难问社会政治，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女性都是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偶或有之，也是受到男性中心社会的贬抑，被歪曲与异化。武则天，其貌其才其迹在古代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褒贬抑扬任人评说；无独有偶，武则天身边的上官婉儿“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1]，是武则天的得力文臣。两人有恩有怨，恩恩怨怨演绎了则天时代的政治风云。20世纪宋之的、郭沫若都写了话剧《武则天》，从不同的角度为武则天翻案，郭沫若认为：“武后是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还做过皇帝，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有唐一代对于她的评价尽管有人也有些微辞，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2]
郑怀兴将关注视角从武则天移向上官婉儿。吸引作家的当然首先是上官婉儿的才情和她传奇、复杂的经历，作家以自己的理解和感情重新捏塑了“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在郑怀兴的笔下，上官婉儿的基本特征是美丽、才绝、纯洁和善良，所以从时间上截取的是年轻时的婉儿。舞台上婉儿的一出场就不同凡响，当听说武则天要来追查“剽窃诗”事件时，众人战战兢兢，因为“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武则天，包括李贤诸人都为婉儿回护、推卸，孰料婉儿却否定他人好意的“误传”之说，明确指出“天后娘娘有句诗是从古人那儿拿过来的”，并指明诗句之出处。这是婉儿的过人才学，更是她直率的个性。也正是她的才学和个性，赢得了武则天的赏识，非但未降罪，反而以文学侍从走近了武则天。
剧作家对婉儿的才学颇为惺惺相惜，故“诗”、“文”成为剧作家结构戏剧关目的主要手段。婉儿触怒于武则天、被处以黥刑是由于《黄台瓜辞》诗，重被起用的契机是代庐陵王撰写了《大周受命颂》，末了在诸臣赛诗评比中她傲视诸杰，在武则天的嘉许中闭幕。她思想性格的发展、命运际遇的变化都与“诗”分不开，因诗而被赏，缘诗而罹罪，同样是诗情让她重回武则天身边，又在对诗的评价感受中融入“朕意”之中。“诗”构成戏剧发展的主要情境，主导人物思想性格的转折变化。她是诗人，她是诗，剧作家赋予她的不唯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理想和理解。
剧中，太子李贤是婉儿的恋人，这一关系的设置，不仅使戏剧情节更为复杂、跌宕，其意义更在于它对婉儿这一人物的进一步定位。爱恋是美好的，婉儿与李贤的恋爱关系，是一种相等、自由的选择。“相等”的含义是说，一年龄相当，二地位相对平等。对于许多帝王来说，三宫六院如走马观花，应接不暇，有的只是等级、皇威，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婉儿与李贤的“相等”，意味着这种恋爱关系的自由和平等。花季少女在恋爱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肯定，是一首诗——浪漫、理想之诗。在这种关系中，婉儿这一人物的纯洁和善良更明晰、流畅。李贤被贬巴州，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婉儿却一往情深，快马加鞭追出都门与李贤相见，虽不能相随，却也是“寸心已从今日裂，半在巴州半在京”。《黄台瓜辞》事件本与她没太大的瓜葛，并且“作者”已基本查清，然她善良之心不能让自己熟视无睹，“太后她顺藤摸瓜紧追问，只怕这两苦瓜皆难存！更怕由此兴大狱，多少无辜又要遭灭门——”，自己将责任承揽下来，结果受到黥刑之罚。历史上，婉儿确遭黥刑之罪：“（上官婉儿）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新唐书》本传）由“忤旨当诛”到戏剧的代人受过，剧作家追求“艺术真实”时的感情天平有明显倾斜，感情和道德认同是剧作家塑造婉儿的基础，而爱情使婉儿愈加美丽。
高甲戏《上官婉儿》，黄永碤摄
与婉儿、李贤的爱情相对，武三思是一个龌龊之人，作家不隐讳对这一人物的鄙夷和厌恶。他觊觎婉儿，虽有地位身份，却品行不端，行为粗俗。“狗（九）千岁”的戏弄，让老黄门出场，是对武三思的彻底贬斥。正是他的陷害诬告，将婉儿推向了黥刑。他是丑，他的丑衬托着婉儿的美，反衬着这种美的不可企及。
该剧郑怀兴所以“写得最苦，改得最多，最下功夫”，显然因为剧作家看到、感受到婉儿这一人物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仅仅是感情和道德的认同，这也是作家“偏向虎山行”的意旨所在。婉儿的生平富有传奇，却是一场悲剧。郑怀兴着眼的是这样一位才女、文臣精神求索的历程。她美丽，她才华横溢，但所有这些只有在得到武则天赏识时才有可能发挥，才有意义。她的际遇沉浮、抱负才华系乎武则天一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武则天就没有婉儿。武则天是婉儿的知音、知己，对武则天的知遇婉儿充满了感激，这使她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即便明知她是罪臣上官仪孙女，并有冒犯之过，却赏其贤能，委以文学侍从，身价倍增。她虽以黥刑惩罚了婉儿，而一旦发现《黄台瓜辞》冤枉了婉儿，又亲自登门道歉。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婉儿对武则天是佩服甚至感激，且引以为知音和榜样的；而另一方面，她有自己的立场、思想，同情太子的遭遇，并怀灭族之痛，要挣脱武则天，又挣不脱，甚至是离不开武则天。明白自己的身世后，婉儿的一段唱词颇能表现她“心慌意乱”后的态度：“叹先祖位居冢宰，书生意气犹不改，忠于帝室，不计利害，虽招大祸，却有节概！太后对咱家存宿怨，却拨我掌机要甚宠爱。感知遇，家仇心底葬，明身世，侍奉太后不敢怠！”她与武则天如影随形，须臾不离。离开武则天，她就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更主要的，武则天是最知道她、赏识她的人，她们的精神同构使她们彼此吸引、激扬。
该剧呈示的是年轻、美丽和才华横溢的婉儿由自由、无拘的未雕天性向武则天皇权无奈、痛苦的理性归附。郑怀兴笔下之婉儿不同于郭沫若笔下之婉儿之处在于，郭沫若之婉儿对武则天是一种更为自觉和主动的认同，在认同中她得以实现自我价值。来到武则天身边后，第二幕第一场婉儿与母亲郑十三娘有一番对话颇能表现婉儿的思想变化和“觉悟”：
郑十三娘：（惊愕，亦下炕，向四周探看了一下，低声地）你是想——告密？
上官婉儿：天后是一位好人，当今天下离不了她。
郑十三娘：你说她怎么好？
上官婉儿：天下的老百姓都在过着太平的日子，大家丰衣足食，人兴财旺。大家都在说，这比太宗皇帝在位时的贞观年间要富庶得多了！她破格录用人才，就是耕田的人、砍柴的人，有话都可以到京城里来向她说。
郑十三娘：可她杀了多少好人呵！一代的开国元勋、本朝的王子王孙，有不少的人被她杀掉了。
上官婉儿：但是，天后所杀的都是些世家贵族、豪强兼并之徒。
郑十三娘：你难道也忘记了你父亲和你祖父了？
上官婉儿：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过他们。
郑十三娘：（谴责地）你，你，你简直变了！
上官婉儿：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
婉儿对武则天已是五体投地地崇拜，故曾经是“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她与武则天尽释前嫌，而认为父亲和祖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可以看出郭沫若重塑武则天的“力度”。不唯如此，后来连郑十三娘也反省、觉悟了，在武则天面前痛哭流涕：“罪妇活了四十四岁，真是糊涂了一辈子。原来上官仪父子、裴炎都是大逆不道，我一直都和毒蛇伙在一起！”郭沫若赋予“有好些特出政治措施”的武则天宗教般精神感召力，感化了婉儿和她的母亲，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成为武则天的拥护者、支持者。
郑怀兴笔下的婉儿具有主体意味，维系她与李贤关系的，显现的是男女爱情，深层的是政治态度、政治主张。她对武则天是感激和佩服的，但也有保留。李贤被贬，她清醒地意识到：“你忽遭废晴天霹雳响，震得妾胆战心惊。说你谋反我难信，天后此举城府深。”有自己的认识和立场，与话剧中的婉儿很不同。她始终同情太子的遭遇，期望太子返京，“使我了却相思债，与君长伴，并蒂花开”。黥刑受到震撼的不仅是身体，更是精神和心灵，尽管后来她重返武则天身边，但对武则天的本质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仕途上她别无选择，但情感上她已荡尽了对武则天的依偎和迷恋。经过磨难和不幸，她更成熟、干练了，更理性、自觉地回归武则天，面对徐敬业之叛，不仅献良策，而且自荐前往房陵抚慰庐陵王，与武则天有了新的默契，真乃“女君臣，开天辟地第一对”。昆明池畔牡丹宴，一片升平，群贤毕至，颂诗不断，婉儿赏诗才情和权威征服所有人，她的荣誉和地位是那么耀眼和眩目，然而在将自己纳入“朕意”的同时，她又无比地惆怅，泪流满面，她失去、感念的仅仅是李贤吗？
历史上武则天这一人物比较复杂，但这更引起文学家、剧作家的兴趣，郭沫若等人的创作探索已经积淀了较深厚的基础，所以郑怀兴剧中没有将这一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是意料中的。与话剧不同，郑怀兴侧重于武则天人性情感的表现，表现她许多的不得已，对李贤，对李显，包括婉儿。婉儿是剧中的主角，但武则天的权威和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她无情地贬黜了李贤，又悄悄出城，“遥送贤儿立西风”；追查《黄台瓜辞》作者事件，武则天有大段念白为自己辩解，在她看来几个儿子的不幸责任不在自己：“天呀！你为何要让我生下这几个无德无能之子，再让我背上狠毒之恶名？”对婉儿她宽柔相济、恩威并重，与婉儿形成了相互吸引、相互理解、赏识又彼此对立、排斥的一种既即又离的关系，是君臣？是知己？是母女？是嫉恨？是敌手？她戕害别人，也就是戕害自己、自己人性和情感的一面。她走向权力的顶峰，但失去的也比任何人都多。无疑，武则天有她的魄力和才能，有她思想情感的复杂和多面，但也能感觉到因为作家把更多的笔墨给了婉儿，武则天人物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逻辑性、必然性还待加强，不然，人物的形象性和形象的感染力就会削弱、打折扣。剧中，婉儿与武则天两个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彼此衬托，相互生辉。
《上官婉儿》是郑怀兴历史剧创作新的探索，也是作者的自我挑战。虽苦也愿，虽苦有乐。
（原载《剧本》2003年第6期）
【注释】
[1]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见《唐文粹》卷九一。
[2]《我怎样写〈武则天〉？》，《郭沫若剧作全集》第3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