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立场评价“临川四梦”
上世纪30年代，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比较中西戏剧，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中，最早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并提：“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沙氏之逝世一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2]青木正儿最早从世界整体范畴出发，看待东西方戏剧，已明显具有世界性的眼光。毋庸置疑，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均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东西方戏剧的文化符号。他们的戏剧作品问世以来，不仅引起历代学者的研究与评价，也掀起舞台表演的热潮，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用莎士比亚来比况汤显祖，当然是很恰当的。
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置于同一高度进行比较，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性巧合事件中寻求趣味，更应该发掘其作品的精神意蕴，因为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思想，必然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通过历史透视的经典细读与接受，才能创造当下的价值。从纵向的历史时间维度看，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尽管同在一个时代，但是他们所处的横向文化空间却有极大的差别，其戏剧的表现形态、审美观念、思想精神、理念价值也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两位戏剧大师所处的文化语境中，去体贴他们的生命情怀，才能对其剧作产生的价值意义作出更为公允客观的比较与评价。
理解晚明思想格局及发展走向，是解读汤显祖剧作的前提。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16世纪的明代，“曾经存在一个土生土长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的反封建斗争历史和他的思想体系的轮廓”[3]，在社会哲学领域，便已开启了启蒙运动的进程，尤其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一反过去的道统，崇尚饥思食、渴思饮、男女之爱自然而然的“人性之体”，高扬个性解放，抨击禁欲主义，从思想领域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王艮门人罗汝芳提出“大道只在自身”，主张“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诚明谓之性’，赤子之知也。‘自明诚谓之教’，致曲是也。隐曲之处，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4]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类似，社会思想的启蒙，总要与文学艺术相呼应，公安三袁提出文学“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狂狷”自我标榜的李贽倡导“童心说”；通俗小说“三言”、“二拍”展现出市民阶层的生活观与价值观；绘画领域出现了“我行我法”强调自由创造精神的“文人画”理论；汤显祖更是以“唯情主义”，提出人性解放，开启了戏曲艺术思想的新天地。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等领域的思潮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存在，在晚明这个独特的时期，作为一场高扬感情的唯情主义的社会思潮，共同掀起了中国式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尽管这一运动被清军入关打断，但不能否认晚明社会思潮的进步意义。因此，理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所折射出的精神世界，不能不将其放置于一个宏观的、整体的、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思潮进行审视。
汤显祖13岁即跟随罗汝芳学习，在人文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人性解放的“唯情主义”，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5]“唯情主义”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与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奠定了汤显祖的思想理论，也贯穿了文学、戏曲的创作实践。在他看来，“性”、“心”、“情”根本就不能间隔，天理天道自在人情中显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6]，作为一种消解“理法”对人性束缚与压抑的巨大力量，“情”是人的生命内部涌起的精神自觉，价值理性的自我把握，可以穿透时空，超越生死。因此，文学创作，可以不拘格套、打破成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以梦的方式吐纳性情，以“传奇多梦语”[7]构筑舞台之情景。诚如吴梅的评说：“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忘，况在富贵？”[8]《霍小玉传》借助“侠义”的力量，突破世俗社会的现实，成就“情”的圆满；《牡丹亭》将深闺少女对爱情的渴望，渲染到极致，生而可以死、死而可以生，生生死死，寻寻觅觅，惊心动魄，巧妙叠出，只为寻求一种人间至真的深情，将生命诗意地安顿；《南柯记》的梦，将苦乐兴衰写尽，宠辱得失历遍，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过是虚，是空，如同梦幻泡影，东风一吹，便破便灭；《邯郸记》中的黄粱梦，感叹浮生如稊米，付与滚锅汤。道在稊稗中，顿悟的却是生死情空。“临川四梦”构筑的梦境与至情，融入了汤显祖对时空的认知，对生死的了觉，认知的不仅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更在思考着宇宙生命与个体至情的存在意义，“灵奇高妙，已到极处”[9]。如果不从中国传统的哲学立场出发，便就看不到汤显祖这一灵魂，也无法贴近汤显祖的思想精神，更不可能解读出“临川四梦”的深刻与伟大。诚如吴梅所言：“世之持买椟之见者，徒赏其节目之奇，词藻之丽，而鼠目寸光者，至诃为绮语，诅以泥黎，尤为可笑。”[10]“四梦”之价值，不仅限于其昆曲的表现形式，更有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尤其在晚明历史转折的苦难危机时代，中国人以自身的哲思方式严肃地思考历史文化命运的发展方向，汤显祖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以至情参透生命，以戏中之梦了悟生死，从而张扬个性，发掘人性，契合着中国式的早期启蒙精神，让“临川四梦”焕发出恒久的艺术生命力。无论在一经问世，便让“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明代，还是在当下通过上昆排演“临川四梦”所激起的“昆曲热”，均可窥见“临川四梦”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永恒性价值。在上昆的表演中，除了老中青三代演员精湛技艺所创造的形式美感之外，我们还能从其改编本中，体会“四梦”之情的深刻。“生而可以死，死而可以生”这种表象上的合情不合理，彰显和洞烛的是一种普世、恒久的人的灵性生命与理想诉求。这种浪漫情怀和执着坚定，是中华民族的情感气韵，其意义和价值认同感，通过戏剧的表达被不断张扬，无论在哪一时代，均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获得舞台生命的真实效果，亦愈益引起当代人的共鸣，这种评价趋势与中国文化所注重和倡导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