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花鼓戏与《阳光下的召唤》导演思维
淮北花鼓戏是在皖北大地孕育诞生的一个颇具生活情趣、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晚清时期走向昌盛。表演时男角上场背花鼓，乐队伴奏时也以“花鼓”为主，因此叫淮北花鼓戏。民间流传着“花鼓一响，锅饼子贴到门框上”、“听了花鼓戏，荒了三亩地”的谚语。花鼓戏流行于皖、豫、苏、鲁广大乡村。淮北花鼓戏剧团成立于1957年4月，其常演传统剧目有《王小赶脚》《花好月圆》《四宝珠》《王华买爹》《拉郎配》《秦雪梅吊孝》《王林休妻》《马踏苏州》《姊妹易嫁》《站花墙》《墙头记》等。多年来剧团亦致力于现代戏创作，主要剧目有《卖鸡》《新人骏马》《三枝莲》《向阳坡》《彩云滩》《六月雨》《出差记》《大泽惊雷》等，《新人骏马》曾三次进京演出，并参加国庆游园活动，全国40多个专业文艺团体学习、移植该剧，中央电视台录像播放。2008年淮北花鼓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阳光下的召唤》（以下简称《召唤》）是该团近年来创作的一部现代戏新作，王永敬据张祥志本改编，华立仁导演，杨春作曲，2012年12月7日改编后上演。该剧是淮北花鼓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倾力打造的一部新戏，上演后受到观众好评。花鼓戏表达的感情朴实真挚，贴近生活，所以擅长表现现代生活，《召唤》反映青少年成长问题，聚焦于青少年身上较多的沉溺于网络游戏的问题，这样一种视角和关注，现实针对性很强，很有社会意义，这也是该题材得到人们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剧的编导非常有想法，王永敬先生也是著名的戏曲理论专家，所以在编写时，“举笔之初，就想到如何’戏曲化’问题，在构思时便有意识地尽可能多地运用一些传统戏曲的手法”（王永敬《“戏曲化”琐谈》）。华立仁先生可以说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于剧团紧紧结合起来，1957年考取宿县戏曲进修班学习，毕业后即分配到剧团工作，从演员到导演到团长，与剧团风雨同舟，三次进京演出的《新人骏马》就是20世纪70年代由他导演的，他的许多作品获得过文化部、华东六省一市、安徽省等各种殊荣。对华先生我并不陌生，2007年9月我曾到宿州考察戏曲，接触到华先生，他对花鼓戏的熟悉，他对剧团的那种热爱，他对培养后继人才的那种用心，他为剧种发展的忧思及为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孜孜执着，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召唤》这一题材2004年即开始构思，华导有感于青少年沉溺网络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犯罪，意识到这一题材的意义、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条件较为艰苦的情况下，把它搬上了戏曲舞台。可以说，《召唤》的能够再次搬上舞台，与华先生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
这次导演也使他对这种题材、二度创作有了更多更新的思考。导演把该剧定位为青春励志情感剧，剧中一号主角是问题少年侯小博，不同于一般戏里主人公的正面和阳光，侯小博是一个初二男生，母亲去世，父亲在外地工作，沉溺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导演确立了全剧整个冲突都围绕他的行为而展开、发展和终结，他在剧中的行动直接揭示剧本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对戏总体风格和艺术特色的把握上，贴近生活，真实顺畅、细腻，像小河流水一样平静，渐进，激起浪花，涤荡人情感。无疑，该剧的导演编剧是非常内行，非常重视花鼓戏艺术传统的，在这部现代戏的创作中，他们注重戏曲的写意性，虚实结合，舞台简洁，把更多空间留给演员表演。如第六场侯小博外出前，黑夜冒雨上山，到母亲坟头告别，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小博父亲一路寻找、追赶。只见演员不断地上下场，通过唱、做、舞的表演，用虚拟的表演变换着空间地点。这种时空自由的处理，是舞台实景所难以替代的，它传递的是一种舞蹈表演的美感。淮北花鼓戏有它源于民间艺术的传统，这种传统一旦凝结为花鼓戏，其艺术魅力便彰显四射。淮北花鼓戏的音乐、语言结构、舞蹈和特技极具特色，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召唤》一剧在重视“戏曲化”的同时，华导特别指出：“一招一式必须从人物出发，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注重挖掘具有人物特点的外部动作。程式动作要为内容服务，不能卖弄技巧而脱离人物，动必须有目的，要求朴实、自然、优美，既要符合生活逻辑，又要避免自然主义，随感式的浅白表演。台步要在传统的基础上生活化，根据人物的需要加以发展变化。”（华立仁《关于舞蹈形体动作舞台调度音响效果的处理原则》）这既是对舞台人物舞蹈形体动作的处理原则，也是导演对人物塑造的理解。剧中有较多的上场人物，像姚瑶、虎壮壮这样的同学以及梅老师、小杨等个性鲜明，侯小博作为剧中主人公不是一个“阳光”少年，是被“阳光”召唤回的少年，这种人物在戏曲舞台上有过，但作为剧中主人公是比较少见的。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人物，有剧本提供的基础，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把这一人物写好，真实感人，有力量，还必须在导演二度创作上准确理解，赋予他更为真实和生动的细节和行动，人物的性质决定了导演的难度。而无论从导演的阐述也好，抑或舞台的呈现也好，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人物被观众的认可——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认可，是与该剧对人物特别是侯小博这一人物的朴素而客观、辩证的认识分不开。所以，塑造侯小博这一人物是有意义的——不惟是社会现实意义，也包括戏曲学的意义。能够看出该剧导演的尽心尽力，华导从创作时代背景、剧情故事、人物档案、主要人物关系、体裁、风格、艺术特点、舞台方面的处理原则、每场戏的变化等诸方面，从导演角度对剧本加以分析、解读，其间可见华导对该剧的理解和认识，这应该也是他几十年来对淮北花鼓戏、对戏曲的一种理解和认识。无论编剧还是导演、表演，《召唤》有其不足，但对于淮北花鼓戏剧团来说，它是一次新的启航，是一次新的努力，这种努力寄托了花鼓戏剧人和华导无限的期望和追求，而这，是我们深深感受到并被感动了的！
（原载华立仁编著《〈阳光下的召唤〉导演手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