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美国社会文化史视域下的审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曾在2011年一篇回顾近五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现状的文章中认为：“就研究领域和主题而言，社会史和文化史受到了较多的注意。”^[2]不难发现，在传统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继续推陈出新、不断深化的同时，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也将目光投至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试图从社会发展和文化嬗变的视角进一步拓宽对于美国历史的认知程度。在此学术理路的观照下，美国社会从南北战争后至“一战”前所呈现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变迁便成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绝佳个案。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作为整个大转折时代其中的一个侧面，其兴起、发展、结果和影响也无不打上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转型烙印。

社会转型往往意味着先前社会中主导生产方式的改变，比如人类历史上从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跃进，而美国社会这一时期则是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边缘小国向着世界大国的转变”^[3]。相比于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时代，美国由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这一剧变无疑属于更高层次的“现代化进程”。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完成现代化的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内涵和外延恰能体现19世纪后期美国政治、经济在实现现代化的艰难途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以及美国人民的不屈奋斗。

如把视界拓宽至国际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微观史正日益受到各国史学家的瞩目和重视，毕竟人是历史舞台上的活动主体。^[4]对历史学家来说，每天的日常生活虽然细小琐碎，但却是触摸历史脉搏的有效渠道。如能把宏观层面的大历史书写与微观层面的小历史描摹两相结合，或将有力推动对19世纪后半叶转型时期美国的深入认识。^[5]正如美籍德裔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所言，“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6]。

食品药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之所需，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其整个生产流程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它的品质好坏也将直接影响百姓生命安全。但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和政府监管缺位，加之先进科技手段的不合理运用，食品药品生产也极易成为掺假重灾区，进而造成对民众正常生活和国家经济秩序的重大冲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出现绝非生产者贪得无厌这一简单道德谴责就能解释，其背后事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以及转型期社会价值和民众观念的整体性跃迁，内中反映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和驳杂性。正因为如此，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不仅体现了食品药品行业的逐步规范和自律，也是19世纪后期各社会群体面对社会转型而从自身利益出发表达的不同诉求，并在既有宪政框架下求得共识的过程，而这也有助于对宪政体制本身进行查漏补缺，使之日趋完善，适应社会发展节奏。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食品药品领域，它缓解了美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罅隙和矛盾，提升了美国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不同阶层和族群的整体和谐，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成功转型——终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