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语境下的反思

回溯历史，当下国人深恶痛绝的食品药品掺假现象并非今日中国所独有。^[7]事实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遭遇到食品药品掺假问题，也都先后经历了一个由“乱”而“治”的漫长过程。其中，作为现代化先驱的英国首当其冲。英国议会于1875年颁布的《食品与药品销售法》标志着英国政府对食品药品开始进行有效监管。^[8]相比之下，美国在食品药品方面出现问题虽然在时间上要晚于英国，但其严峻性却丝毫不亚于前者。一定程度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由地方而至中央的联邦化历程（Federalized）经历了艰难的发展与演变。正如美国著名食品史专家奥斯卡·安德森所言，《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通过是“一个漫长演进的结果”^[9]。

从历史回到现实。随着近年来中国一系列与食品药品有关的公共突发事件曝光于媒体聚光灯下，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正日益受到公众和各级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毕竟食品药品安全攸关百姓民生。特别是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不仅使民众愤怒，而且也使中国奶粉业遭受空前的信任危机。中国如此，发达国家因食品药品安全出现问题而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亦层出不穷：1996年日本的O-157大肠杆菌风暴；1997年英国爆发大规模疯牛病，并在随后数年肆虐全球；1999年比利时中小学生饮用可口可乐中毒事件；2000—2001年初法国李斯特菌污染熟肉罐头等。在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正日益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快捷和便利时，原本最不应该担心的食品药品安全却成为众矢之的。

笔者在接触并深入爬梳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这一问题后，便日益感到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前车之鉴能够为思考当下中国食品药品安全困局提供借鉴。面对当时乱象丛生的食品药品行业，美国政府是如何因应的？民众和各类社会团体如何行动以敦促政府颁布法律进行改革？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特别是作为该部门的主管人员）和新兴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食品药品业界在面对来自公众和政府的压力时又如何应对？《联邦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查法》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史上有何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存在哪些不足和缺陷？这一连串的疑问都驱使笔者试图从对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探究中寻求答案。

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对于目前志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很值得认真反思和总结。不论是谁，在任何地方都能购买到安全、放心的食品与药品理应也是伟大“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