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运动的特点

妇女改革团体虽然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热情，可她们的行动却并不盲目和冲动，相反，妇女改革团体在计划和具体实施中组织严密、策略灵活、方式多样、目标明确。

同任何一个组织类似，妇女改革团体内部也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网络。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除中央委员会外，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下设卫生和遗传部（Department of Hygiene and Heredity）、科学指导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Instruction）、麻醉品部（The Department of Narcotics）和立法部（The Department of Legislation）这四大部门。各地分支机构则相应比照设立分部以便就地开展工作，形成在机构设置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直接等同于服从与强制，地方机构仍然有着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和行动自由，中央机构更多还是负责把握大方向。

为了向民众说明掺假食品药品的危害，妇女改革团体在宣教时大量运用象征、比喻和反讽手法，以一系列形象化语词生动地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也表明妇女改革团体的整体素养较之以往已有提升。她们在提到掺假食品药品时特意使用“有毒的”（Poisonous）、“使人束缚”（Enslaving）、“让人昏沉”（Stupefying）、“受污染的”（Tainted）和“社会诅咒”（Societal Curse）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来指代。对于那些使用过掺假食品药品的人，她们认为那是“不自然的”（Unnatural）、将遭受奴役，并沉溺其中，而掺假食品药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则被认为是“毒物供应者”（Purveyors of Poison），对消费者犯有欺诈、谋杀、贪婪和贿赂等罪行。^[188]与之对应，妇女改革团体认为她们的行为乃是出于自卫和利他动机，在过程中追求合作、友爱、平等、民主和进步。那些对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无动于衷的人们则被妇女改革团体视为“麻木、自私、不作为和保守”。妇女改革团体的行动方式也很多样化，她们不仅重视通过学校教育、资助设立实验室来提高民众、社会对掺假食品药品的预防和检测能力，而且对州内食品药品掺假问题进行密切跟踪和详尽调查，尽可能广泛搜集证据、撰写研究报告并向立法机构提出合理建议。在行动中，妇女改革团体始终明确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所欲达成的联邦监管目标，每一阶段的计划性都很强，步步为营，三大妇女改革团体之间也能做到分工与合作，相互协调，这些都保证了妇女改革团体能将自身能量发挥到极致。

优秀领导人对社会改革的成败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是一个团队高效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个人一旦出现于历史舞台，他就以自己的活动加速历史的进程”^[189]，妇女改革团体恰好就有像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主席威拉德和继任者斯蒂文斯（M.N.Stevens）这样的杰出领导人。正是因为有她们的存在，妇女改革团体始终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扮演着“斗士”角色。

站在今天回看百多年前妇女改革团体参与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这一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妇女改革团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照社会运动的基于妇女立场的女性视角。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贯穿整个19世纪，女性都试图通过组织起来施加政治压力以修补她们所观察到的存在于社会秩序中的诸多不公正”^[190]。“没有妇女组织的努力，不可能出现进步主义。”^[191]

此外，妇女改革团体积极介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美国女权主义的认识。女性之所以参与社会运动不仅是要求获得普选这样单纯的政治权利诉求，虽然这一点也很重要，但它却在不经意间阻挡了视线，从而导致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未能给予女性作为一个特定性别群体的足够关怀。若追溯西方女权主义历史的演进谱系后可以发现，工业化时代以美国妇女改革团体为代表的女权运动可以称得上是在原有女权主义基础上相机发展而成的“新女权主义”^[192]。也就是说，女性不再一味强求、比附与男性同质的一面，而恰恰是注意到了女性的母性特质：对家庭和社区的关心；尽可能避免工业化对于原有家庭和谐的破坏和侵蚀；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强调利他式的奉献和服务精神，而非绝对个人意义的成功。还可看到，妇女改革团体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的积极参与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和承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而又在以宪法为基础的宪政框架下寻求共识的博弈性，这也是当代民主理论中“参与民主”的充分体现，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中寓平衡于动态中的制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