掺假问题的根源
细加追究，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食品药品掺假问题并非仅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方面的综合产物。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日益严峻与自南北战争前就已开始的食品生产方式转变有关，而这种变革又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之中。交通运输工具的便利、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革命这几大要素合力促成了美国食品生产方式的转变。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市场革命”[36]提高了产业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农业也是这一时代浪潮的受益者。“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工业化进程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37]，运河和铁路的修建对于开拓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815年的运河总里程还不到100公里，1840年已达3300公里。[38]尤其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将东部哈德逊河与西部大湖区两大水道相连，贯通东西，大大提高了货物运输能力。1830至1860年期间的铁路建设同样受人瞩目，美国铁路总里程从区区100公里增至30000公里，大幅提升了全国物流速度。[39]“公路、运河和铁路网的形成使人口、物资和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西部和远西部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40]在这一趋势下，国内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日益朝着商品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南北战争前的1815—1860年，农民尽可能将其所生产的多余谷物、家畜和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41]，商品农业专区和高度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带在19世纪50年代也已经出现。
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人口膨胀也是美国食品生产方式转变的又一要因。1776年，全美5000人左右的城市还不到12个，但到1850年时已有147个。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显著上升，1790年，约有5％左右的人口居住于城市，30年后的1820年，这一数字已缓慢增至7％。[42]1820年至1860年的这4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将近800％。1800年还只有大约6％的人口居住于城市，到了1860年，不仅有20％的人口居住于城市，而且费城人口也已超过柏林，纽约则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城市。[43]
按照供求关系所示，人口增长也将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相比于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由于已经脱离土地，其日常食品供应也只得更加依赖于市场购买。原先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家庭小作坊式生产逐渐让位于机器大工业生产，得益于工业革命后的自动化生产和大规模劳动分工，食品工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小作坊式生产渐趋没落。虽然这并不等于机器大工业生产完全取代了家庭小作坊式生产，但主要由前者来提供食品已然大势所趋，无法阻挡。在此情形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日益疏远，其对食品生产流程也愈加陌生，这种分隔局面至南北战争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也为食品掺假埋下了伏笔。
其次，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严峻与19世纪美国国内的市场一体化也有着密切关联。
根据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可知，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者的专业化程度，并进而整体提升劳动工艺和生产效率。“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44]为了证明分工所能带来的好处，斯密在其书中特以较为常见的扣针制造业为例来说明受分工和专业化刺激下生产者潜能的巨大跃升。[45]然而，分工和专业化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各自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斯密也指出这主要有赖于市场的广狭程度，“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46]。反之，市场的扩大和统一则能使生产更趋精细化和专门化。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发展状况与斯密所言正相契合，地区性专业化生产在美国真正出现于1860年至19世纪末的40年内。不仅如此，全国性销售网络的成型也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47]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产生规模效应。[48]
但若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者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则可发现：一方面，分工和专业化确实极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也将造成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产品信息共享上的极度不对称，分工越精细、生产愈专门，消费者对于生产细节的认知和掌握就越少，也就很有可能产生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劳夫所说的“柠檬”[49]困境——即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等现象的存在是由市场双方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这导致市场对于某种产品的“逆向选择”——质量上乘的产品纷纷退出市场，而市场上所充斥的则全是一些质量低劣产品，其最坏结果则是整个市场运转的瘫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法从中受益，最终导致双输结局。
这种现象的产生可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解释。其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食品生产的专业化使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更加依赖于由市场来供给日用食品。其二，食品生产、储藏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以及此时分析化学的发展促进了食品生产成本降低，但却增加了消费者个人甄别食品质量的难度。[50]现代化食品大工业生产取代了之前的家庭式小作坊后，消费者对于食品生产流程全然不知，消费者仅仅是作为食品生产链条的终端存在，而之前的食品生产则可以说是“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51]。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与生产者相比，前者无疑处于极为弱势的境地。
再者，也切不可忽视广告在掺假食品药品的促销过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学者杰克逊·李尔斯（Jackson Lears）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开篇写道：“广告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去购物，也是某种幸福生活的象征，同时还可以推广某种生活方式。”[52]随着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南北战争后各地区专业化生产的逐步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如之前家庭小作坊式生产下那般亲密，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专业化程度越高，消费者对于产品信息就越是知之甚少”[53]。在此局面下，不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两边其实都迫切需要一种简便、快捷的方式使自身在第一时间内知晓产品信息，并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把握主动权。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广告的作用和价值也就顺势凸显出来。
在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带动下，美国媒体同样也于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型，突出表现在报纸和杂志发行量的上升、价格下降和受众范围扩大这三个方面，内容则日趋通俗化乃至“黄色化”（争相以色情、暴力和犯罪等内容来吸引读者眼球）。总体而言，此一时期美国报纸和杂志的政治说教色彩日益淡化，它们逐渐适应市场氛围并成为商业时代的“喉舌”。作为自负盈亏的主体，一家报纸或杂志需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除了必须捕捉社会热点新闻以提升销量外，很大程度上得依赖于广告收入。一组数据也能很好说明广告和报纸、杂志之间的密切关系。广告收入在整个报纸行业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880年的44％径直蹿升至1900年的55％。[54]相比于其他行业，专利药商人捷足先登，最早以商业广告的形式来推销专利药，他们也成为报纸和杂志广告征订的主要客户。
对于报纸和杂志来说，与专利药商人的合作既然有利可图，因此也就不会揭露他们的骗局（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而那些专利药商人则借此摇身一变被捧为社会名流，“牢牢控制了媒体”[55]。不仅如此，专利药商人为了能够巩固与报纸、杂志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还制定了所谓“红色条款”——规定如果在广告刊登之州通过若干对专利药不利的法规，与该报纸或杂志签订的广告合同即时宣布无效。红色条款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起到一个“警戒线”的示警作用。媒体自此不但不会轻易揭露专利药骗局，反而会通过刊发文章或通过游说议员的方式来为专利药商人辩护。
最后，美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反智主义和有限政府理念也是导致食品药品掺假问题在这一时期极为严重，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
19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杰克逊时代”，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的总体特点可用“杰克逊民主”一语来简洁概括之。从内容来看，“杰克逊民主”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与本书有关的是其第三方面——即杰克逊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主张严格解释联邦宪法，限制中央政府的集权倾向，维护州权，反对经济垄断和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56]。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政府—经济之间的关系时恪守有限政府理念——这并不是说政府庸碌无为、干劲不足，而是力求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其政府权力运作呈现为“强而有限”[57]的格局。同时，也需注意杰克逊当选总统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即普通人也能通过努力实现“美国梦”，遇事时应充分调动个人潜能，尽量自主独立解决，而非依赖他人、社会与政府。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每遇病痛，美国普通民众也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反倒对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医生持怀疑态度，有着较强的反智主义倾向，这也给专利药商人的投机取巧提供了温床。南北战争以后，这种对于有限政府理念的信守仍然主导着美国政府的对内施政，而美国社会此时却正历经着一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发生的“根本性转变”[58]最为引人注目，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可谓一目了然。
简言之，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却是美国政府治理观念的老旧和迟滞不前，尤其是对经济领域内的利益纷争缺乏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监管措施，依然是“以地方和普通法为主的自我管理式政府，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国家”[59]，这既是19世纪中后叶美国食品药品掺假问题日益尖锐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它本身反过来也加重了美国食品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