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已有研究
国内历史学者在研究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时一般将其置于美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把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作为“再造美国”这一整体“工程”中的一部分。换言之，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变革和制度调整是中国历史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时的主要观点，与历史学者不同，国内公共行政学者则更加强调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背后所折射的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公共权威的增强，研究重点落脚于以罗斯福总统所领导下的行政分支如何应对食品药品掺假问题。食品药品质监部门的学者则以完善国家监管体系为基础来建构理论框架，将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看作美国政府在食品药品领域从自由放任向“监管国家”迈进的里程碑事件，以下将对三派不同学者的研究略作评述。
（一）历史学者
历史学者本能的职业敏感促使他们在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时很自然将它和运动背后所潜藏的美国社会自身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联系起来。在历史学者笔下，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不仅是一场食品药品领域内的技术性变革，它更涉及美国人内心深处文化价值观的重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病的纠正。在这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要数李剑鸣教授，其代表性著作为《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以下简称《大转折的年代》）。
《大转折的年代》一书将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视作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场伦理运动，认为其目的“不是改进经济的内部机制，而是调整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不是直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是清理经济发展的反社会后果”[88]。在作者看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主要还是国家以立法形式规范企业经营行为、重振已处颓势的商业道德，它并未打破原有市场框架，而是给予市场运行以外部保障，运动的伦理色彩强过经济动机，最终目的在于更好促进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转。《大转折的年代》书末最后总结道：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查法》是美国政府首次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切实增强消费者所处弱势地位的全国性立法行动，意在借此重塑经济伦理，优化市场环境。限于篇幅，《大转折的年代》就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点到为止，并未全面展开，但其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建构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
由余志森先生担任分卷主编的《美国通史》第四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详述1898年至1928年这30年间的美国历史，即从美国完成工业化进入工业时代直至经济大危机前。相比于《大转折的年代》，通史本身体例的局限性使作者在处理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这一问题时无法充分论述，只能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具体叙述时，该卷作者较为简略介绍了辛克莱《屠场》一书对推动立法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简略，但作者也明确提及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发生时的社会背景。“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资本主义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难题，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美国民众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惑之中”，“何以心中珍藏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差？”[89]从“迷茫”与“困惑”这些所用词汇中可以体会，作者在作总体考虑时仍将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置于美国工业化这一大背景下，借此深入挖掘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心理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李颜伟和肖华锋也在各自书中提及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前者《知识分子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新论》（以下简称《知识分子与改革》）如其书名所示，着重从知识分子视角来看待进步时代的各种改革，突出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在进步时代社会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由于师承关系，《知识分子与改革》遵循乃师李剑鸣教授《大转折的年代》的整体解释架构，书中高度评价以辛克莱为代表的黑幕揭发者为推动国会最终通过联邦监管立法所作的重要贡献。肖华锋《舆论监督与社会进步：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研究》（以下简称《舆论监督与社会进步》）一书则主要聚焦于以大众化报刊和黑幕揭发记者为首的社会舆论力量对推动美国社会进步和成功实现社会转型所发挥的作用，该书新意在于引入传播学领域中的“公众舆论”概念，认为进步时代的社会改革是媒体鼓噪下公众舆论助推和社会批判的结果。和《知识分子与改革》一书类似，《舆论监督与社会进步》在论述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时，也把重点放在了辛克莱等黑幕揭发者身上。
张勇安《业界利益与公共福利双赢：美国医学会与药品管理的联邦化（1891—1912）》一文则集中关注了美国医学会与药品监管联邦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医生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同样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管理来限制‘庸医’药品的获取，迫使专利药品制造商透露药品中含有的酒精、麻醉品和其他成瘾物质”[90]，而美国医学会的利益与公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其实是业界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双赢结局。在另一篇文章中，张勇安则以书评的形式对古德温《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改革斗士，1879—1914》一书的学术价值向国内学界作了介绍——特别是其从女性视角出发所作的重新审视，这也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若干便利和指南。[91]
（二）公共行政学者
王绍光、马骏、刘亚平等国内公共行政学者也将目光投至美国进步时代，试图从政府治理和公共权威这两重角度来探询美国政府在世纪之交的转型之道，从而为“转型期我国的公共治理和政府改革提供借鉴和对策”[92]。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向既符合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所具有的鲜明“入世性”，也表达了中国学人的现实关怀。
王绍光较早注意到进步时代美国政府面临的权威削弱、治理能力低下，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如政府贪渎、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劳资矛盾尖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其在著作中也指出美国人的危机意识却常使这种困境转化为改革动力。王绍光运用“制度建设”（State Building）这一概念来描述此一时期所进行的各项改革，指出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为此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建设奠下制度基础。[93]
循此路径，马骏进一步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转型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对此问题展开探讨。“尽管经济与社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仍然是18世纪已经制度化了的有限政府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这使得国家治理结构不仅无法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变迁形成的各种问题，而且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94]此外，强势国会也造成了三权平衡结构中行政权力的羸弱。由此导致政府无法，也无力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威尔逊就将其研究美国政治体制的第一部著作题为“国会制政府”，强调“国会正迅速成为国家的统治主体”[95]。
厘清这一点后，也就可以理解政府对食品药品行业实施监管不仅意味着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运用政府权威制衡私人商业利益，对市场进行监管，保护农民、工人、小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96]，而且也是美国政府成熟和实现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刘亚平也认为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对美国政府顺利完成转型，缓和社会分歧具有重要意义。如她所言，进步时代的美国人“首次认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和问题，并尝试去应对这些变化和处理这些问题，美国的现代管制国家初步成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得到根本性的调整，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在管制市场上的关系也进一步明确”[97]。具体到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刘亚平将其视为美国政府首次以国家力量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行动。
（三）食品和质监学者
与前述两类学者有所差异，食品和质监学者主要从国家监管的角度来评述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尤其着重于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为核心的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法律。这里简要述之。
秦富等人合著的《欧美食品安全体系研究》。该书乃多位学者的集体研究成果，书中分别针对英、德、荷、美、丹麦等国，以及欧盟这一区域性合作组织的食品安全体系作了专门介绍，其中的第三章专门评介美国食品安全体系。或许是因为专业背景不同，本章主要阐述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机构组成和各自功能，以技术分析和服务流程为主，仅仅是在第一节中对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有所涉及。该书的写作范式和关注重点在食品和质监学者著作中较为普遍，当然，作者也注意到宪法在美国食品安全体系中所起的基石作用。宪法架构下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体制在食品安全体系中既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又能有效制衡，最大限度保障食品安全体系的有序运作。该书作者认为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的特点就在于上述三大权力分支之间的制衡，透明、科学的决策流程以及公众参与。[98]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组织编写了《美国药品安全监管历程与检测体系》一书。相比于《欧美食品安全体系研究》，该书不论在内容还是体系上都要丰富和完备得多。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以时间为经，介绍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由创建直至今日的百年发展历程，特别是其药品监管史。下篇则类似于前述由秦富所主编的《欧美食品安全体系研究》，主要概述美国药品安全监测体系，涵盖其组成、功能、工作流程以及当今最新的信息化建设。在上篇第一章中，作者回顾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当时药品的混乱状况。特别之处在于除这些常规介绍外，作者对维利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的重要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化学家出身的维利在“技术上的决策差不多是正确的”，但也指出维利“在政治决策方面缺乏政治家的技巧”[99]。
（四）继承与反思
综上所述，历史学者、公共行政学者、食品与质监学者分别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有所阐述，各有特点，但也有明显不足。
一方面，各派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材料较为雷同，缺乏新意。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揭露食品药品掺假黑幕的关键人物，上述国内学者无人使用维利《自传》一书，这妨碍了对维利本人的深入研究，而当时的美国报纸对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所作的一些报道现有研究中也未能得到较好利用。
另一方面，学科之间在研究方法和取向上的不同也导致对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难以从宏观上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历史学者重史实及其背景铺陈，强调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调整；公共行政学者则试图援引“他山之石”以攻“本国之玉”，侧重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如何就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权威向美国进步时代汲取经验，以为资鉴；食品和质监学者则多从技术层面探讨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建立，部分学者的著作存在明显的“画地为牢”倾向，缺乏有深度的学科整合和上下互动。
社会运动既是一个整体过程，而又呈现不同面相。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就表现为整体性和分层性相结合的双重特点。就参与者而言，既有政府一级的总统和官僚，也有代表社会中间层的专业人士和知识精英，同时也包括来自社会底层的各界民众。从运动产生的影响来看，政府、监管机构、食品药品业界和作为消费者的民众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运动冲击。就时代进程而言，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发生于进步运动期间，势必受到来自进步主义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反过来也有助于进步运动向更为广阔的纵深推进。
本书整体框架力求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相比于前述诸位学者，笔者将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视为19世纪中后叶美国宪政体制内部调试的一部分。著名美国宪法史专家王希教授就认为1863—1929年是继美国建国后的第二宪政秩序。在他看来，权力（Powers）与权利（Rights）乃美国宪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权力宪政与权利宪政是贯穿美国宪政的主要内容。二者并不互斥，而是形成一种相互依赖、激励又制约的共生关系，并产生了权力—权利复合体。[100]
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来说，早先来自各地方州议会的立法措施和维利、辛克莱、亚当斯、妇女改革团体等人或组织的努力，其实都是在积极捍卫和争取自身的宪法权利，即便是食品药品业界也复如是。以罗斯福为首的政府一方则是在尊重和保障民众宪法权利的前提之下通过强化联邦政府的监管权力——即实现食品药品监管的联邦化升级，重新界定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归属，进而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权威，而这反过来也能更为有效地保护民众权利的获得和享有。两条线索之间既有各自较为独立的发展路向，也有相互交叉之处，从而构成本书后续谋篇布局的基本指引。
【注释】
[1]此处对本书所论述的时段范围稍作说明：下限定在1906年较好理解，因为《联邦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查法》这两部与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直接相关的法律成果于此年颁布；以19世纪80年代末作为开端，主要考虑到州议会在各州内部的食品药品立法集中于19世纪最后20年和20世纪初头几年。换言之，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集中爆发与寻求解决办法大体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至1906年这一时间段内，而国会针对食品药品的全国性立法尝试则始自1879年，故以此作为本书所叙主题的大致起讫时间。
[2]李剑鸣、藤延海、潘洁、郑启芬：《近五年国内美国史研究概述》，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第128页。有关国内美国史学界针对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这三者所作的讨论以及各自学术动态还可参见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载夏正伟编：《全球视域下的美国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79～516页）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着重提到的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所运用的“社会政治”概念对于本书写作有着重要启示。根据其研究所知，所谓“社会政治”指的就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各种方式推动社会立法，借此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与传统政治不同的是，“社会政治”更为重视体制外各社会群体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密切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网络中的作用，能够更好地解释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等方面，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3]李剑鸣策划，丁见民、付成双、张聚国、陈志杰：《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4]这一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法国，也可称为“新文化史”。其中，以食品、服装和家具为研究对象的物质文化史乃新文化史的重要研究内容。参见陈恒《新史学·卷首语》［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有关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讨论已经受到国内学界的注意，参见孙岳：《大历史、小历史与人的历史》，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25页。
[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7]值此本书最后修改之际，中国台湾地区的“馊水油”和“黑心油”事件正在岛内外持续延烧，其所暴露出来的细节真是触目惊心，也重创马英九执政当局的威信和台湾产品的海外声誉。
[8]有关英国食品安全监管历史的研究可参见魏秀春发表于《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的《英国学术界关于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研究的历史概览》一文。
[9]Oscar E.Anderson，Pioneer Statute：The Pure Food and Drugs Act of 1906，Journal of Public Law，1964（1），p.189.
[10]比·威尔逊：《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周继岚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65、122页。
[11]Ruth Clifford Engs，The Progressive Era’s Health Reform Movement：A Historical Dictionary，Praeger，2003，p.274.
[12]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3]王强编著：《政府治理的现代视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14]王强编著：《政府治理的现代视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196页。
[15]George E.Mowry，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Hill and Wang，1960，pp.7-8.
[16]Arthur S.Link and Richard L.McCormick，Progressivism，Harlan Davidson，Inc.，1983，p.36.
[17]Lewis L.Gould，The Presidency of Theodore Roosevelt，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n，1991，p.169.
[18]从中文译名来看，在国内学术界，不同学者因研究取向差异而对“Regulation”有着不同的翻译偏好，大致有以下四类。一般来说，政府部门和食品质监学者多将其译为“监管”，强调政府基于市场原则的监督作用而非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行政命令。经济学家则更多地使用“管制”，意在表达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市场失灵时政府的适时介入。法学家则倾向使用“规制”，突出法律和法规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将其译为“规管”或“管控”。参见刘鹏：《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产品质量管控模式研究——以1949—1977年药品安全管理体制为例》，载宋华琳、傅蔚冈主编：《规制研究：食品与药品安全的政府监管》（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相对而言，历史学界迄今为止仍较少使用上述几种译法，而多仍沿用“干预”这一传统表述。就笔者所见，南开大学韩铁教授在《美国宪政民主下的司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三联书店2009年版）一书中则较多使用了“监管”一词来表达相近意思。为了行文统一，本书采用监管的译法。
[19]Stephen Breyer，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7.
[20]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1]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2]George J.Stigl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1），p.3.
[23]Robert F.Himmerberg，Series Introduction，in Robert F.Himmerberg（ed.），Growth of The Regulatory State，1900-1917：State and Federal Regulation of Railroads and other Enterprises，Garland Publishing，Inc.，1994，p.xv.
[24]Lewis L.Gould，America in the Progressive Era，1890-1914，Longman，2001，p.32.
[25]Theodore Roosevelt，The New Nationalism，Prentice-Hall，Inc.，1961，p.28.
[26]赫伯特·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王军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2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187页。
[28]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29]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30]赵丽江主编：《政治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31]余永和：《英国安茹王朝议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32]无独有偶，2011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选择该市发表竞选连任演讲。奥巴马在演讲中重申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理念，试图以此唤起民众对他的支持。
[33]Theodore Roosevelt，The New Nationalism，Prentice-Hall，Inc.，1961，p.36.
[34]原子个人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每一个个人就是社会的原子。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便是这种“原子个人主义”的代表者，他极力倡导与他人分离的独立“主权”个人，强调个人优先，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个人外在于任何公共目的和善恶标准。参见张世耘（《爱默生的原子个人主义与公共之善》一文（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第34页）。
[35]David W.Noble，The Paradox of Progressive Though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8，p.61.
[36]Louis Filler，Progress and Progressiv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61（3），p.297.
[37]Robert F.Himmelberg，Series Introduction，in Robert F.Himmelberg（ed.），Growth of The Regulatory State，1900-1917：State and Federal Regulation of Railroads and other Enterprises，Garland Publishing，Inc.，1994，p.viii.
[38]Frank J.Sorauf，The Public Interest Reconsidered，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57（4），p.616.
[39]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United States，1900-1925 II：America Finding Herself，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pp.483-484.
[40]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United States，1900-1925 II：America Finding Herself，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p.509.
[41]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United States，1900-1925 II：America Finding Herself，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p.519.
[42]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United States，1900-1925 II：America Finding Herself，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p.519.
[43]Oscar E.Anderson，The Health of a Nation：Harvey W.Wiley and The Fight for Pure Food，Textbook Publishers，1958，p.1.
[44]Oscar E.Anderson，The Health of a Nation：Harvey W.Wiley and The Fight for Pure Food，Textbook Publishers，1958，p.2.
[45]Oscar E.Anderson，The Health of a Nation：Harvey W.Wiley and The Fight for Pure Food，Textbook Publishers，1958，p.2.
[46]Oscar E.Anderson，The Health of a Nation：Harvey W.Wiley and The Fight for Pure Food，Textbook Publishers，1958，p.vii.
[47]Book Briefs，Agricultural History，1960（4），p.193.
[48]Louis Filler，The Muckrakers，Crusaders for American Liberalism，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p.143.
[49]Louis Filler，The Muckrakers，Crusaders for American Liberalism，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p.143.
[50]Louis Filler，The Muckrakers，Crusaders for American Liberalism，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6，p.144.
[51]Marver Bernstein，Regulatioting Business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92.
[52]Samuel Huntington，The Marasmus of the Interstate Commission Commission，The Yale Law Journal，1952（4），p.470.
[53]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p.2.
[54]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p.5.
[55]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pp.57-58.
[56]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p.8.
[57]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p.108.
[58]Robert H.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Hill and Wang，1967，p.viii.
[59]Robert H.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Hill and Wang，1967，p.191.
[60]Peter Temin，Taking Your Medicine：Drug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
[61]Peter Temin，Taking Your Medicine：Drug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9-20.
[62]Peter Temin，Taking Your Medicine：Drug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9.
[63]Clayton A.Coppin and Jack High，The Politics of Purity：Harv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3.
[64]Clayton A.Coppin and Jack High，The Politics of Purity：Harv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3.
[65]Clayton A.Coppin and Jack High，The Politics of Purity：Harv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5.
[66]Jack High and Clayton A.Coppin，Wiley and the Whiskey Industry：Strategic Behavior in the Passage of the Pure Food Act，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88（2），p.286.
[67]Jack High and Clayton A.Coppin，Wiley and the Whiskey Industry：Strategic Behavior in the Passage of the Pure Food Act，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88（2），p.309.
[68]Clayton A.Coppin and Jack High，The Politics of Purity：Harv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7.
[69]Paul H.Conn，Social Pluralism and Democrac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73（2），pp.238-239.
[70]Lorine Swainston Goodwin，The Pure Food，Drink，and Drug Crusaders，1879-1914，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p.3.古德温在本书序言中坦承为了做好此项研究，耗费前后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和后续写作，资料范围涵盖地方、州和国家三级档案馆所藏的各类档案。
[71]Lorine Swainston Goodwin，The Pure Food，Drink，and Drug Crusaders，1879-1914，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p.10.
[72]Lorine Swainston Goodwin，The Pure Food，Drink，and Drug Crusaders，1879-1914，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1999，p.6.
[73]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2，p.164.
[74]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2，p.163.
[75]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2，p.167.
[76]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2，p.167.
[77]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2，p.167.
[78]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82，p.174.
[79]James H.Cassedy，Muckraking and Medicine：Samuel Hopkins Adams，American Quarterly，1964（1），p.85.
[80]James H.Cassedy，Muckraking and Medicine：Samuel Hopkins Adams，American Quarterly，1964（1），p.85.
[81]James H.Cassedy，Muckraking and Medicine：Samuel Hopkins Adams，American Quarterly，1964（1），p.86.
[82]James H.Cassedy，Muckraking and Medicine：Samuel Hopkins Adams，American Quarterly，1964（1），p.86.
[83]Sukkoo Kim，Markets and Multinuit Firms from an Americ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BER Working Paper，No.8232，April 2001，pp.2-3.Sukoo Kim，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U.S.Regions，1840-1987，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98（4），p.659.
[84]Sukkoo Kim，Markets and Multinuit Firms from an Americ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BER Working Paper，No.8232，April 2001，p.3.
[85]Marc T.Law，History of Food and Drug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EH.Net，2012.5.23（http://eh.net/encyclopedia/history-of-food-and-drugregu-lation-in-the-united-states/）.
[86]Marc T.Law，The Origins of State Pure Food Regula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3（4），p.1103.
[87]Marc T.Law，How do Regulators Regulate？Enforcement of the Pure Food and Drugs Act，1907-1938，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2006（2），p.464.
[88]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89]余志森主编：《崛起和扩张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90]张勇安：《业界利益与公共福利双赢：美国医学会与药品管理的联邦化（1891—1912）》，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42页。
[91]张勇安：《美国妇女、妇女组织与洁净化政治——读〈洁净食品、饮品和药品的改革斗士，1879—1914〉》，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
[92]马骏、刘亚平：《导语：为什么研究美国进步时代改革？》，载马骏、刘亚平主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93]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94]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改革》，载马骏、刘亚平主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95]Woodrow Wilson，Congressional Government：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5，p.301.
[96]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改革》，载马骏、刘亚平主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97]刘亚平：《美国管制国家的兴起：以食品安全为例》，载马骏、刘亚平主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98]秦富等：《欧美食品安全体系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99]邵明立主审，曹立亚、郭林主编：《美国药品安全监管历程与检测体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100]参见李天鹏：《王希主讲才斋讲堂第八十一讲：“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与美国宪政的转型》，北京大学新闻网，2014年10月28日（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4-09/22/content_284955.htm）。在最新修订出版的《原则与妥协》一书中，王希教授认为“进步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将‘权力’从政党及特殊利益集团之下‘解放’出来，恢复其应有的‘公有性’和‘公共性’”，而其“另外一个内容是重新定义国家的目的，启用宪法中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把国家（State）当作重要的改革机制引入公民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秩序中来，创建一种新的‘权力—权利体制’”。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