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改革团体的兴起
要厘清妇女改革团体与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之间的关联，不得不先行探讨美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改革团体的兴起。就其关系而言，后两者是条件、基础和前提。
由于传统思维惯性所致，相比于男性，女性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生与劳作相连。“女性始终处于工作状态——虽然并不赚取工资。”[155]不论中西方，勤俭都被认为是女性应该具备的优良美德。即使是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女性的工作范围也还是主要局限于家内，而且大部分为无偿劳动。[156]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妇女开始走出家庭，步入工厂，成为现代化大生产中的一员。南北战争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美国工业化进程提速，化学、石油、钢铁以及交通通信等行业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高速城市化也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令人瞩目的现象，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的进入，一批大城市开始涌现。
南北战争后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美国原有政治经济面貌，而且也深刻触动了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一些脑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其中就包括对传统女性观的修正，“工业社会的剧烈变动，必然会影响到各阶层妇女的命运沉浮”[157]。由于工业化对自由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美国妇女由此得以更大规模地参与社会工作。“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受到强烈冲击，职业妇女数量明显增加，妇女活动的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厨房，而是走出家庭从事某种专门性职业，成为现代职业妇女。有数据显示，1870年至1900年间，美国妇女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48.7％，而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则增加了64％。[158]对于美国女性来说，工业化不啻为一场利好革命——将她们从家庭繁重的劳务下解放出来，这使妇女此后从自身视角出发表达对公共事物的看法成了可能（时间、精力和眼界），“初步实现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梦想是工业化给妇女带来的最大变化和惠顾”[159]。除了工作之外，美国妇女受教育的人数也明显增加，仍是1870年至1900年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人数从13000人增至56000人。[160]随着史密斯学院、蒙特霍利尤克学院、布林莫尔学院、韦尔斯利学院、瓦萨学院等女子学院的建立，从事教师、护理和图书馆等专业性工作的妇女人数也在增加。1890年，妇女在全美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7％，其中的36％从事专业性工作。[161]特别是对部分出身于中上家庭的妇女来说。教育为她们能够在更大平台上展示才华提供了条件，也引起她们开始关注外界事物的兴趣。进而言之，除了妇女原本就具有的情感细腻这一优势外，受教育又使妇女获得了知识储备，这使她们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比此前更大的作用。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也成为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转型期的一大亮点。正如有学者所言，“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妇女，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162]。19世纪90年代后则更是开启了被后人所称的“妇女时代”，妇女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时代变革往往意味着需要身处其间的人们全勤投入。与男性相比，妇女原有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工业化时代妇女意识的觉醒都促使美国妇女以更加团结的姿态面对世事、表达利益诉求，改善生存现状，她们选择和采取的方式则是组建妇女改革团体。“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从参与社会活动开始，而妇女社团则是觉醒的摇篮。”[163]
实际上，在独立革命时期，美国妇女有时就作为先驱，试图通过选举之外的渠道来影响政府决策。[164]19世纪早期，美国北部市镇中的部分妇女即已开始成立各种协会组织，如慈善协会（Charitable Societies）和福音传单协会（Tract Societies），其形成既有自愿因素，也有宗教背景——这主要是受到来自清教中福音派教义的影响。“福音新教强调自身的修为，以达到至善境界为目标，对于酗酒和放纵行为分外敏感。”[165]通过这些协会组织所举办的各类活动，妇女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交际网络，内容既包括捐资助学、访贫问苦、救助鳏寡孤独、散发宗教出版物等慈善和宗教事务，也含有在协会内部培养和传授技能，特别是厨艺和看护儿童这样的家政技艺等内容。由于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北方妇女明显要比南方妇女更早觉醒并意识到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而不仅是作为家庭主妇日夜劳作于厅堂厨房。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妇女协会不再将她们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慈善和宗教领域，而是扩展为对广大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平、禁酒、堕胎和道德改良等都成为这一时期妇女协会集中讨论的热门话题。她们的活动也激起了人们对妇女地位及其作用，特别是她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的思考。但与前一阶段类似，妇女协会的发展也受制于当地社会风气和开放程度，城市化较高的东北部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西部次之，南部则仍然显得相对落后。
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妇女协会组织也呈现出繁荣之势。“城市化是协会组织成立的先决条件”[166]，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妇女俱乐部和禁酒协会。她们比早期妇女协会更为大规模地参与包括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这不仅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提高了其自身地位。
大多数妇女俱乐部于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9世纪70年代成立，主要集中在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成员也多为受过良好教育且有一定闲暇的城市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可以说她们都是当时的女界精英。俱乐部起初的主要功能是在这些白人妇女之间搭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但其后则日渐发展为支持市政改革的重要组织。妇女俱乐部一开始对工作目标的设定还比较模糊。就拿1868年由简·克罗利（Jane Croly）成立于纽约的“妇女联谊会”（Sorosis）来说，它无非就是一个“女性之间互相帮助并积极行善的组织”，成立于同一年的“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The New England Woman’s Club）则提出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连接思想和行动的社会中心”[167]。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妇女俱乐部发展的黄金期，妇女俱乐部总会这一全国性组织也于1892年成立，其下涵盖500个俱乐部，成员超过10万之众。1898年，妇女俱乐部总会在全国30个州共计下辖2110个俱乐部，拥有132023名会员。[168]她们所组织的活动样式繁多，有每周会讲、讨论、读书报告，主题也是针对当时社会公众聚焦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也开展义务植树和在市内筹建公共图书馆，很多妇女俱乐部成员也因此成为美国第一批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169]对于那些参与俱乐部活动的妇女会员来说，俱乐部“不仅意味着娱乐或抽象意义上的启蒙，而且也发挥着行业联络和互相鼓舞的作用”[170]。也可以说，俱乐部起到了类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说的“共同体”功能，它将部分有着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的白人妇女凝聚在一起，一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与此同时，妇女禁酒运动也在全国展开，以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为代表的妇女禁酒组织以禁酒为起点，将她们的触角扩展至其他社会改革领域，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这一全国性妇女改革团体，并涌现出像威拉德（Frances Willard）这样的著名领导人。1879年，威拉德担任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第二任主席。在她的领导下，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首个大型妇女组织。[171]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吸引了来自全社会不同阶层和年龄的妇女加入，规模也愈加壮大，1890年已经达到16万人，1900年增至20万人。[172]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前任主席威顿米尔（Annie Wittenmyer），威拉德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有机地融入如火如荼的时代改革运动中，以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积极贡献妇女的智慧和力量。她们不仅关注禁酒，而且对于其他与禁酒并不直接相关的议题也抱以极大热情，如儿童救助、妇女教育、卫生和健康等。[173]这种转变可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部门设置中一见端倪：1882年，其下属的20个部门中还只有3个同时从事禁酒活动和其他社会改革事业的部门；而到1896年则扩展至39个部门中的25个介入社会改革运动。[174]有学者评价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该组织已经不再是几位好心肠的妇女为使其同胞姐妹们免受丈夫虐待所做的一点善举，而是成长为了当时美国社会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175]威拉德本人也作为那个时代美国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而被誉为“圣弗朗西斯”和“世纪女性”[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