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政治信仰——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2]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自此以降，西方政治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诠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你对亚氏学说作何诠解，人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终究无法脱离政治。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希腊是这样，波云诡谲的20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个体，可以无党无派、特立独行，但在思想深处无疑会有自身对政治事务和政治进程的考量和判断。进而言之，人们作出决定的过程其实就是依凭各人心中的政治信仰作出判断的过程。政治信仰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动，政治行动的差异则体现着人与人之间政治信仰的不同。普通人是如此，20世纪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由著名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先生领衔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三卷（以下简称《文集》）中所收录的社会政治言论就不仅体现了爱因斯坦作为著名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也使人们对其明确而坚定的政治信仰有了清晰认识。
爱因斯坦首先是一位热诚的和平主义者。他热爱国际和平，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杀戮。对于当时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仍然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和侵略的广大弱小国家抱以极为真挚的同情，呼吁停止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综观《文集》，爱因斯坦在面对20世纪人类众多杀戮和战争时都明确表达了他的和平立场。特别是在巨大压力下仍然坚定对一战的反对态度，并在反战宣言上签字，以及二战后坚持弃核、废核，共建人类和平家园的美好愿望。这些都突出体现了爱因斯坦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心中那份对人类迈向永久和平与幸福的无限渴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躁动且不安。威廉皇帝在外交政策上推行旨在争夺霸权的“世界政治”，扩军备战、穷兵黩武，德国一时间成为中欧一座荷枪实弹的兵营，妄图通过发动一场世界性战争的方式一举解决德国面临的所有国内外问题。在此情形下，“民族”这一概念就成为把全体德意志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意识形态。“谁对他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1914年一战爆发后，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股思潮在当时的德国甚嚣尘上。上至威廉皇帝、下至普通百姓，不分党派左右，都热切期望通过所谓“堡垒和平”从而赢下这场战争，最终达到拓展德意志生存空间，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对世界政治格局主导权的双重目的。这种氛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科学界。包括著名科学家、量子理论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在内的93名德国文化和知识界名流就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1914年10月发表了一份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
人类历史一再证明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即当狂热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对其已经习以为常时，理性思辨和多元宽容不仅显得弥足珍贵，甚至会成为集体意识中的另类表达，最终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结局。爱因斯坦异常敏锐地感到德国科学文化界在这份宣言背后隐含的方向性转变：原来那个独立、自由且允许多元共容的学术自治共同体已经转变为德意志这架已经开动起来的战车上的一个零部件。对于反战的爱因斯坦来说，那93位签字的各界名流无疑充当了为德国侵略扩张行径助纣为虐的“帮凶”角色。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并未流于世俗，而是旗帜鲜明的在一份最终只有四个人签名的《告欧洲人书》上署下自己的名字。在这份宣言中，爱因斯坦首先戳破了德国统治者宣扬的一战是为民族而战的虚伪口号和造势宣传。在他看来，一战的爆发只不过是统治者“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德国统治者只是通过对外侵略和扩张从而转嫁内部矛盾和转移国内视线罢了。爱因斯坦强烈批评德国科学家和艺术家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任由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而未能出面公开制止。他认为民族主义将“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威胁民族的生存”。
对于当时欧洲面临的危机，爱因斯坦从更为宏阔的历史角度对欧洲的未来和前途提出了自己的愿景。“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在今日众多地区性一体化组织中，欧盟无疑是最能体现爱因斯坦上述言论中所表达的“交往—联合—一体—国际和平”这一四步路线图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这一观点也极具意义。它不仅预示了战后欧洲逐步迈向联合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上承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表达的“永久和平”思想和“世界政府”理念。或许是觉得言论抵抗已经无济于事，爱因斯坦便利用他的个人声望于1914年在柏林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祖国同盟”的反战团体。并于1915年致信当时居于瑞士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表达他对反战的支持。这些都表明了爱因斯坦不仅作为一个科学家具有的良知情怀，而且也很好地体现了作为世界公民的爱因斯坦如何真正为人类前途和未来着想。
30年后的1945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斯温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的谈话。在谈话中，爱因斯坦充分表达了他对战后由于原子弹的生产和爆炸而带来的美、苏两国之间军备扩张和竞赛的严重关切，认为必须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该马上宣布它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世界政府应当有权裁决一切军事问题，除此以外，它只需要再有一种权力。那就是它要有权干预这样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从而造成一种会导致战争的不稳定状况”。
对原子弹历史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它的研究实际上早在二战爆发以前就已经在欧洲多国展开，但真正与战争紧密联系和挂钩的，却是纳粹试图研制原子武器。或者说，纳粹的研制催促了当时以匈牙利裔物理学家莱奥·西拉德为首的流亡科学家力劝美国罗斯福政府开展对原子武器的研制进程，以争取赶在纳粹以前研制出原子弹。而要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爱因斯坦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抱着这样一种想法，西拉德和另外一位流亡美国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于1939年8月2日拜访了爱因斯坦并交给她两封一长一短准备送呈罗斯福的信。爱因斯坦在那封长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为建议研制原子弹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这些科学家的建议最终在1942年8月13日变成现实，美国开启了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并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原子武器。其所造成的杀伤程度也大大超过人类先前所发明的任何一件武器。
对此后果，爱因斯坦非常失望甚至有些后悔。1955年3月19日写给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的信中就表示当初之所以要签署那封致罗斯福的信，主要原因是对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担心和疑虑。“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当初我同希拉德一样，都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德国政府。”这表明，爱因斯坦在对原子弹问题的思考上仍然秉持其一贯的和平立场，坚持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而非一国一族的狭隘利益。
爱因斯坦同时又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坚信民主价值，反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类极权主义和政治迫害。
翻检整部《文集》，共有六篇文章或讲话从不同层面分别对民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进行了阐述。1918年11月13日在面向柏林大学学生的讲话中，爱因斯坦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不是最近才转变而是老早就信仰民主的人”。在这篇并不算长的讲话中，爱因斯坦提出“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民主，是人民的统治”。爱因斯坦认为，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绝不是以左翼的阶级暴政来代替右翼的阶级暴政，它应该是一个宪政框架下的民主政府。换言之，德意志共和国应逐步摆脱帝国时代的专制残余和军国主义，主动以民主标准重新融入欧洲和世界。爱因斯坦也对那种“暴力哲学”提出了严肃批评，“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回溯人类历史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近乎悖论的矛盾：世界历史上几个纯粹以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1789年的法国、1919年的德国、1918年的奥地利和1933年的西班牙）最后都无疾而终，反倒是以协商、辩论和妥协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能够长久存续（最典型的就是英国）。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但细细思索也不难发现，“暴力革命在创建民主的同时，也给民主制造了一个顽固的敌人”。爱因斯坦对“暴力哲学”的分析可谓力透纸背、直指专制体制的思想根源和人类思想深处的阴暗角落。
论及民主，不得不牵涉关于人的权利问题。事实上，民主和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硬币之两面，无法离开其中一者而侈谈另一方。《文集》中一共有四篇文章论及权利和自由问题，特别是人的基本人权和学者的学术自由是爱因斯坦着墨最多的地方。早在1936年，爱因斯坦就在为一个美国大学教师集会而准备的演讲稿《保卫言论自由》中提出了要保卫学者和教师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认为“教学自由以及书报上的言论自由是任何民族的健全和自然发展的基础”。及至晚年，爱因斯坦不仅针对当时美国国内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无异于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也敢于向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甚至不惜“为捍卫公民权利，必须准备坐牢”。稍事留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文集》的最后几篇文章都在批评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和外交政策。这充分说明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是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背道而驰的。从这些文字中能够读出爱因斯坦晚年内心的失望、疑虑、担忧和愤怒。
通过这些措词激烈的表达，爱因斯坦确实在向人们和这个世界传达一种不仅是他个人所独有，而且理应是为全体科学家所共有的政治信念：在面对强权和迫害时，科学家尤其不能保持缄默。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应该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时政的观点，而不是退避三舍。否则，最终所遭殃的将不仅是科学家个人，而是整个科学和文化。联系爱因斯坦在德国的经历和他于1933年5月26日写给冯·劳厄的信就更能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这样强调科学家面对政治时的态度。1933年纳粹上台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系列谴责纳粹暴行的言论（《文集》中就收录有一篇写于1935年的《希特勒怎样会上台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也是爱因斯坦好友的冯·劳厄特地致信爱因斯坦劝其对政治问题保持克制。对于老朋友的善意劝告，爱因斯坦除了感谢之外也明确提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不应当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自身的特性要求科学家在面对外界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和足够的怀疑精神，并有胆量和勇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非盲目信从和跟随，丧失作为科学家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立场。综观整部科学史，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都在以实际行动乃至生命的代价来践行对于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这两项权利的捍卫。一定程度上，科学每向前迈出一步也就意味着科学家的一驱魅过程，即扫清横亘在人类面前的各种思想障碍。
爱因斯坦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痛，他本人则是因为对纳粹的极度不满且不愿屈服而选择流亡美国。对于德国人民为何最终会选择希特勒和纳粹，爱因斯坦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德国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其教育的失败，“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民都受着学校教师和练兵军士的一脉相承的灌输训练。德国人在艰苦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学会了不少东西，但他们也受到奴性服从、军事习性和野蛮残忍的训练”。希特勒这样一位“智力有限、并且不适宜做任何有益工作”的人也正是利用了德国人性格上的弱点。有鉴于此，爱因斯坦特别注重教育在培育国民性格上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认为在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光是专业知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学生还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有着自己对教育的独特看法，“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对于学校的功能，爱因斯坦也有着自己的分析。“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写到这里，或许约略明白在爱因斯坦心目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人则应具有对真、善、美的良好鉴别和赏析能力。今日一读，仍感犹言在耳！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中还收录有一篇爱因斯坦1922年年底访问日本回来经过上海时的旅行日记。虽然时间短暂，但爱因斯坦却在其日记中如实记录下了他眼中的上海和中国人民：“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这句话是爱因斯坦人道主义情怀的最好体现，充满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关怀。
对于爱因斯坦这样一位思想巨子和文化巨人来说，以上所述仅仅是其思想冰山之一角，还远远无法窥其全部。事实上，《文集》中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闪烁着爱因斯坦的思想光辉。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文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成为当时急欲渴求新知的青年手中的畅销书，其受欢迎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今日书店中各种名目的成功学和励志畅销书。根据许先生所说，80年代报上曾经公布大学生最喜爱读的十种书的调查结果，《文集》即名列其中。但整个《文集》的出版过程却是命途多舛，正如许先生在《选编说明》中所形容的：“这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许先生从1963年开始编译，中间诸多人事纷杂和干扰自不待言，直到将近20年后的1980年，《文集》三卷本才全部出齐。在这20年中，书运、人运和国运紧密相连，而新版增补本的问世也将继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撩拨起人们心中早已静寂的波澜，促使你不得不去反躬自省、思考周遭。这或许就是《文集》这部书和书中爱因斯坦思想的永恒价值和长久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