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中的作用

作为进步运动期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内的社会改革运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参与者涵盖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妇女改革团体只是其中一分子。与其他参与者相比，妇女改革团体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具体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及效果如何也就成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大体说来，妇女改革团体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妇女改革团体较好扮演了宣教者角色。顾名思义，所谓宣教也就是妇女改革团体向社会各界民众作了大量有关掺假食品药品危害的宣传和教育。如果说维利的“试毒班”试验相对来说是一次科学验证，还比较专业的话，妇女改革团体的宣教活动走的则是“群众路线”——从保护家庭的完整、和谐与儿童健康入手，将心比心，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道理、讲清问题，使民众更为切身地感受到纯净食品药品的利好。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达成所愿，妇女改革团体通过散发传单、出版通俗小册子、召开集会演讲、组织请愿和举办实物展览等多种方式深入基层，宣传食品药品掺假的危害，鼓动人们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及其家人的健康权益。仅在1906年年初，马萨诸塞州的妇女改革团体就在全州各地分发了500多份小册子，举办了42场关于纯净食品药品的讨论会（其中有19场免费向公众开放）。^[184]妇女改革团体还通过开办图书馆、暑期班的形式对保姆和已婚妇女进行专业培训，并把高中女生也纳入教育范围，尽可能地提升妇女识别掺假食品药品的能力。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中的卫生与遗传部部长凯洛格（Ella Eaton Kellog）就力主该部各地分支机构都应配备图书馆，以为妇女搜集和提供卫生健康类书籍，另外也应建立休息室，为农村妇女在进城购物间歇时休息、阅读和讨论提供公共空间。^[185]

第二，妇女改革团体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有效地串联起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各方参与者，共同致力于推动食品药品的联邦监管。妇女改革团体面向公众各界所作的宣教也能将反对掺假食品药品，支持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个人、团体较好地组织和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比较典型的有：公民改良联合委员会（The Federation Committee of Civic Improvement）在妇女改革团体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起了针对不实药品广告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而纯净食品委员会（Pure Food Commission）则成为妇女改革团体在各州推动食品药品立法的坚定盟友。妇女改革团体之所以能够衔接各方，形成一股强大合力，一来得益于女性本身所具有的利他精神和服务意识，这种气质因掺假食品药品事关家人健康和生活安定而被进一步激发；二来也和大量知识女性的涌现有关，她们的参与使妇女改革团体更能从社会整体发展的长远视角来谋划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促使她们不仅要考虑女性利益，而且也必须将整个社会福祉包括在内。

第三，妇女改革团体立足地方，以推动州一级食品药品立法为先导，进而放眼全国，呼吁尽快颁行联邦层面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1895年之前，妇女改革团体的主要活动集中于推动各州食品药品立法监管。毕竟对大多数妇女改革团体成员来说，各州的食品药品掺假问题迫在眉睫，时刻威胁着家人生命健康，而妇女改革团体良好的动员性和协调性也使她们面对危机时能产生快速反应，向各自所在地的立法机构力陈弊害，敦促立法，由此形成要求地方立法监管的一股巨大声势。在此浪潮“催逼”之下，伊利诺伊州率先于1874年颁布综合性食品法，其他州也不甘落后。纽约州于1881年通过一部综合性纯净食品药品法，缅因、内布拉斯加和俄亥俄三州则于1883年通过本州境内的食品药品法，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两州则在此后于1885年和1887年分别通过各自法律，艾奥瓦、佛蒙特、康涅狄格、堪萨斯、威斯康星这五个州在1889年完成立法，马里兰、新罕布什尔、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印第安纳、北卡罗来纳和北达科它则于1890年至1895年间制定相应的纯净食品药品法。^[186]各州立法无疑是对现实生活中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有力回应，但由于权限所致，各州立法只适用于本州，而对州际贸易中的食品药品掺假问题则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这种局面促使妇女改革团体于1895年后将其重点转至推动联邦食品药品监管。

从州一级监管向联邦监管的位阶转移除了与州权力受到限制有关外，也和妇女改革团体在对待联邦监管问题上的态度不无关联，而这又与她们对政府的角色认知相关，她们的看法非常简单和直接。在妇女改革团体成员的眼中，保证食品药品纯净是宪法架构下联邦政府理应承担的职责。^[187]联邦政府不同于特殊利益团体，它应主动回应普通民众的吁求。联邦食品药品监管并未逾越权力边界，也没有违背宪法精神，其本质是美国政府保护人权的体现，这也是建国元勋们在《独立宣言》开头将生命权而非财产权置于首位的题中应有之义。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这一基本人权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基，因为民主制度的本质就在于更好地实现和保障人权，缺乏对人权的保护，也就无所谓民主可言！

从效果来看，妇女改革团体介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对维利的响应，两方力量的合流对于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查法》的最终颁布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也开启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联邦化的序幕，这一点尤具指标意义。当然，应该承认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最终能够达成预定目标本身就是“团队努力”的结果，任何个人和团体其实都无法单独行动取得成功。在此过程中，妇女改革团体所拥有的广泛民意支持乃其他团体所欠缺，而缺乏足够的政治力（Political Power）也使妇女改革团体必须汇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这一洪流，借助团队平台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转型期的美国女性来说，妇女改革团体参与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也代表了女性自身素养提高后，为实现社会性别朝着更为平等方向前进的卓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