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与他的《屠场》
相较于维利有计划、有步骤地科学实证工作，辛克莱之所以会和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扯上瓜葛，并在运动中暴得大名、一夕之间成为全国性知名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机缘巧合的结果，甚至说它是意外之举也一点都不为过。这首先就涉及辛克莱撰写《屠场》一书的真正本意，然后才谈得上该书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将大家的目光移至食品药品纯净运动。
（一）辛克莱的写作本意
要了解辛克莱撰写《屠场》一书的用意，必须知晓作者本人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作家，其内心思想深处还潜藏着非常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而通过小说创作伸张正义、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的黑暗与罪恶恰恰是辛克莱在这一政治信念支配下的自然表达和小说创作的本意，这其中就包括《屠场》一书在内。
就少时家庭环境而言，辛克莱与其父亲的关系长期不睦，而已经适应，并习惯按照宗教戒律生活的母亲也试图将其信仰施加于辛克莱身上。然而，对于母亲的“好意”，辛克莱并不“领情”，反倒是采取拒斥态度，这也使得母子之间的关系随着辛克莱年岁增长而渐生鸿沟。在此期间，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辛克莱通过阅读母亲私人藏书培养起自己对阅读的浓厚兴趣，“书籍和梦想成了他生命中的主要慰藉”[43]。
1888年，10岁的辛克莱偕同父母从巴尔的摩迁往纽约皇后区居住。由于生活拮据，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学习的辛克莱，常靠给小报和通俗杂志撰写一些幽默故事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迹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44]虽然这些作品的文学性普遍不高，却在满足辛克莱生计需求的同时，也使他适应了每天高达8000字定额的写作速度。[45]1897年自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辛克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虽然选择法律作为修习专业，但辛克莱最为感兴趣的仍然是写作。[46]在校期间，辛克莱就写有一本以南北战争中马纳萨斯之战为背景的同名著作——《马纳萨斯》，这似乎预示了辛克莱日后对社会历史题材的高度关注。当时有些评论家就将辛克莱归为“历史小说家”一类，认为其写作领域主要在“现当代历史”[47]。
要讨论一个作家的个人成长，显然无法离开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因为作家必须依靠语言（母语或是写作语言）来表达自我，而语言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则堪称时代行进的日志。
辛克莱人生中的头20年正值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高速工业化时期。工业“巨龙”以其在钢铁、通信、交通、电力和化学等领域所掀起的巨浪从本质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原有面貌。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文学潮流也涌动着从此前着重反映个人和自然的浪漫主义向深度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转变的趋势。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人的作品直面社会现实，敢于正视黑暗与不公，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美国工业化及受其影响下的社会和个人。这一文学思潮的流布加之辛克莱与社会主义者的交往都使辛克莱的思想进一步倾向于社会主义。
1902年秋，作为《文学文摘》杂志美术编辑的社会主义者伦纳德·阿博特（Leonard Abbott）给了辛克莱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是辛克莱与社会主义接触之始，也有学者调侃辛克莱在1902年“发现”了社会主义。[48]总之，接触社会主义为辛克莱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乔治·赫伦（George Davis Herron）和亨利·盖洛德·威尔夏（Henry Gaylord Wilshire）这两位社会主义者也非常欢迎辛克莱加入他们的行列，后者更是在其主办的《威尔夏杂志》（Wilshire’s Magazine）中为辛克莱发表画作，并介绍他以未来小说家的身份参与到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中来。受此影响，辛克莱犹如迷途航船一般找到灯塔，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Karl Marx）、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克鲁泡特金（Piotr Alekseevich Kropotkin）、贝拉密（Edward Bellamy）[49]、杰克·伦敦（Jack London）、马卡姆（Edwin Markham，美国著名诗人，19世纪末美国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和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等人的作品以及《诉诸理性》、《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这两份带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杂志。读书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辛克莱坦承自己的思想不到六个月便发生了改变。[50]
思想转变之外尚有物质上的接济和来自伯乐的赏识。赫伦答应每个月给予辛克莱30美元作为创作补助，而《诉诸理性》杂志主编沃伦（Fred D.Warren）读完辛克莱的《马纳萨斯》一书后便对其能力和才华表示认可，邀请辛克莱加入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并建议他将写作重心转至有别于古典奴隶制（Chattel slavery）的资本主义工资奴隶制（Wage Slavery）。辛克莱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得到一笔来自赫伦的500美元资助后，辛克莱决定放弃原先的故事写作，选取刚刚发生罢工斗争的芝加哥联合屠场作为调查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写作。[51]必须指出的是，此时的辛克莱已经是一位笃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的忠贞信奉者，这也使辛克莱的脑中在未写之前就已先入为主，而后世对《屠场》一书的不同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
（二）《屠场》内容简述
辛克莱在其日后《自传》中回忆，“1904年10月，我前往芝加哥，对牛肉托拉斯中的工资奴隶制展开为期七周的调查。晚上，我在工人家里，他们之中既有外来移民，也有本土美国人，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将他们的故事告诉我，而我则记下他们说的一切。白天，我在屠场内转悠，与律师、医生、护士、警察、政客和房地产经纪人交谈”[52]。辛克莱的这段话大致反映了写作《屠场》一书时的主要资料来源，他在1906年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只对屠场作了三次实地考察，书中的大量描写更多地来自于工人们的转述。[53]当然，芝加哥联合屠场内的卫生状况和工人的生活确实非常糟糕，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在早先受到了当时国外人士的关注。[54]
调查结束后，辛克莱返回自己的新泽西家中对有关细节作进一步整理，直至1904年圣诞当天开始动笔写作。由于此前准备工作充分，《屠场》的整个写作过程也较为顺当。对辛克莱而言，虽然全书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屠场工人，但他其实是在写自己的生活，“这实质上是我的家庭故事”，只不过他笔下的主人公换成了一群说着立陶宛语的移民，“除了所说语言有所变化之外，其他都一样”[55]。从1905年春开始，这部最终名为《屠场》的小说开始在《诉诸理性》杂志上连载，读者反响强烈，辛克莱也因此收到许多读者来信。1905年9月初，辛克莱完成全部写作。书成后，辛克莱将终稿寄送麦克米兰公司负责人普拉特·布雷特（Platt Brett），希望能够在该公司出版。布雷特也在第一时间内将稿件送交汤森德（R.D.Townsend）和卡彭特（George Rice Carpenter）这两位匿名审稿人，结果一正一反，前者建议出版，而卡彭特则对《屠场》持有异议。经过权衡，布雷特于9月21日写信告知辛克莱书稿无法在麦克米兰公司出版。[56]
辛克莱并未就此放弃出版《屠场》的希望，但他联系的另外五家出版社也都拒绝出版。即将绝望之际，纽约的双日出版社（Doubleday，Page and Company）表示愿意出版。为了说服出版社相信书中有关情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辛克莱甚至建议出版社可以亲自前往芝加哥展开实地调查。
单从文本来看，《屠场》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该书以立陶宛移民约吉斯·路德库斯（Jurgis Rudkus）为主人公，主要描写芝加哥联合屠场内的工人生活，约吉斯及其家人成为辛克莱借以窥探联合屠场内部生态的“孔道”。
根据《屠场》的描述，约吉斯一家人满怀希望移民美国，来到芝加哥这座城市，指望着有朝一日能实现“美国梦”，过上好日子。然而，当他们来到联合屠场寻找工作时，首先看到的景象却令他们悲从中来，难以欢颜。“天空越来越暗，地上的草仿佛失去了青色。电车越往前进，一切东西的颜色也变得越污黑。田野都呈焦黄色，景色荒芜凄凉，毫不悦目。”[57]与外在环境相比，接待他们的美国新家——约克宁寡妇出租的一间公寓房更是让人不堪忍受：房内空荡荡的，一切设施都需自备，房东仅仅只是提供了一块供人躺下的地板。当约吉斯一干人等纷纷进入联合屠场内各工厂工作后，美国工人糟糕的工作环境在他们面前展露无疑，先前的美好期许更是一一梦碎，剩下的只有每天工作的艰辛和品尝人世间苦难后的落寞无助。“向这个房间一眼望去，只看见长达一百码的一溜悬挂着的猪在慢慢爬行；而每隔一码，就有个人在拼命工作，仿佛有个魔鬼在后面驱使他似的。”[58]屠场工人们每天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度紧张，一刻也不得停歇的状态下工作，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约吉斯第一天上班时便看到“车间里到处是冒着蒸汽的热血——牛在地板上趟着血走路，那股臭气简直无法忍受”[59]。那些在烹调车间干活的工人们则要忍受“房里满是蒸汽和令人呕吐的味道”[60]，冷藏间的工人常患风湿病，最倒霉的还要数制造肥料和在烹调车间干活的工人，他们的臭味足以使人百码开外就感晕眩。
一旦入冬，严寒使约吉斯一家人立刻感受到死亡的恐怖在逼近。“寒冷是残酷的，而且铁一般的无情。一旦落入它的掌中，人们就一小时比一小时萎缩，越来越孤单。”[61]夏季的酷暑也使工人们感到窒息，“牲畜的热血整天滔滔不绝地流着，加上当头的炎日，又没有一丝儿风，蒸发出的膻臭气足可以把任何人熏倒在地”[62]。总之，众多像约吉斯这样的普通工人一年四季就生活和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既没有任何劳动保障，更谈不上人文关怀，人在这里真正成了奴隶和工具，毫无价值可言，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63]
约吉斯们之所以如此拼命工作，端赖于资本家所实行的工资制度。在来美国之前，约吉斯曾听人说一个美国男工人每天能挣三卢布，而他第一天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仅得一块半，平均每小时一角七分五。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即使在活牛未到之前，屠场老板也要求工人必须站在屠宰台前待命等候，否则立马换人。约吉斯的妻子奥娜为此在怀孕后仍然坚持每天上工以保住职位和每月30美元的收入。翻检全书，辛克莱笔下屠场工人们的生活充满辛酸，整日劳作便是为了那一个月几十美元的微薄收入，但这也无法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因为工人们必须用这些钱来支付房费、购买生活必需品，若是出现疾病或死亡等意外情况，全家无疑将陷入灾难之中。
辛克莱的社会批判并未停留于制度层面，而是深入社会内部，力求揭示造成此种社会病症的文化根源。在《屠场》一书中，辛克莱多次提及约吉斯一家购买的牛奶、火腿、黄油以及生病时所服用的药物都系掺假食品药品。如熏肠的颜色“是用化学剂染的，熏味儿也是用化学剂配制的，而且肠子里灌的尽是马铃薯粉！所谓‘马铃薯粉’是提过淀粉和酒精的马铃薯渣滓，它的营养价值并不比木头的高”[64]。在所购买的一包杀虫粉中竟然“含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生石膏，那是值大约两分钱的不疼不痒的粉末”[65]。或许人们会讶异于美国百多年前混乱的食品药品卫生状况，但这些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遵循的传统“有限政府理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管理缺位。“有限政府理念”背后所彰显的则是美国社会文化中几近根深蒂固的以自由放任和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伦理道德。这种极具古典色彩的“原子个人主义”在面对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美国大公司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个人微弱渺小，无力抗衡，更无从谈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人劳动条件和工资福利的保障，因为政府长期以来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仰靠于劳动者和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政府不应加以干涉。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行为，政府也任由企业主自行安排，因而也就无法阻止上述那些掺假食品药品流入市场，贻害荼毒。辛克莱在书中数次描写政府派驻屠场的卫生检查员人浮于事，不仅没有起到监督警戒的作用，反而与屠场“合谋”，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于不顾。“殊不知这一百六十三名稽查都是应屠场主的要求派来的，这些人的薪俸由美国政府支付，其职责只在于证明一切病畜的肉并未运出州外。他们的权威仅只于此。”[66]
综观全书，辛克莱准确地把握了美国社会变迁的本质。能有如此敏锐的眼光，一方面有赖于辛克莱本人的天赋，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辛克莱的社会主义情结，即他的批判源于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崇尚，这使《屠场》一书兼具现实批判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两种功能，体现了辛克莱作家身份背后的思想深度和政治维度。作为一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辛克莱不仅忠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时期美国社会中的人和事，而且还将自身的思考融入作品，表现了独具辛克莱特色的创作手法以及作家本人的思想偏好。
（三）《屠场》引发的轰动效应
《屠场》这一被后人称之为“新闻体小说”[67]的作品在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反响，销量也很可观。前六周即售完25000册，辛克莱自己也注意到六月份每天就能卖出7000册，而在七、八两月已经荣登全国畅销书榜单，九月突破10万册大关。[68]从1905年春开始连载至其1906年出版，共有超过100万读者阅读过此书的内容。[69]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盛赞道：“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等待此书已有多年……它描绘了我们国家的真实面貌，充斥着压迫与不公正。”[70]辛克莱也在一夜之间迅速成名，从一个普通作家跃升为全国知名作家。不仅国内如此，《屠场》也在国际热销，被译为17种语言出版。仅就该书英国版，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韦尔斯（H.G.Wells，《世界史纲》作者）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这三位英伦名宿就曾亲笔撰文评介。
虽然辛克莱自忖“含泪完成此书写作，书中所写的是一个悲惨故事”[71]，但读者的反应却大大出乎辛克莱意料。对于书中着力表达的宏大叙事以及作者本人明显的政治好恶，普通读者并不感冒，更未因此而倾向乃至信仰社会主义，反倒是书中有关芝加哥肉类加工业中食品卫生状况的寥寥数笔震惊了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所有人。辛克莱也不无揶揄道：“我瞄准公众的心，但却意外击中了人们的胃。”[72]《屠场》一书在全美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对于当时的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来说真乃“临门一脚”，它加速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的改革进程，加快了国会立法的脚步。
辛克莱身处美国社会转型期，时代剧变呼唤时代文学，《屠场》一书以现实主义笔法将美国社会的黑暗面摊于公众眼前。就此而言，辛克莱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得益于时代所赐。可以大胆预计，如果辛克莱稍早或延后出现，时代舞台将无法为其提供挥洒才情的“布景”。但也应看到辛克莱在与时代保持适度距离这方面不免有让人诟病之处，作家主体意识的过度凸显，个人政治理念的先入为主，这些都导致《屠场》一书成为一本不折不扣的“时代小说”，其艺术价值明显因此而遭贬低。《展望》和《独立》这两份以中产阶级读者为主的杂志起初就拒斥辛克莱的社会主义宣传，认为他的小说编造情节、语词贫乏、过度煽情，人物形象几同玩偶。[73]这不得不说是辛克莱个人创作的败笔，但若将其置于美国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来考量，则应对其有“同情之了解”。如同《展望》杂志所评论的那样，“尽管情节有误，但如果能有助于导向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这或许就是该书有价值之处”[74]。
《屠场》一书出版后就有来自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评价，也都是褒中有贬，各执一词，且时有交错。在文学领域，有学者将《屠场》与左拉（Emile Zola）的《萌芽》、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两书相比较，认为前两者的风格和用意都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严厉批判，而奥威尔则对辛克莱的乌托邦幻想进行了回应，认为其不切实际。[75]也有学者将《屠场》列入“教诲小说”，其书中的表达方式和政治隐喻则被认为是由于辛克莱本人思想所致而无法避免的宣传（Propaganda）。[76]在历史领域，美国图书馆之友协会在其为辛克莱所立的文学纪念碑上刻有如下文字：“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揭示了这一大门后面劳动条件的可怕状况。书中所描述的立陶宛移民约吉斯·路德库斯一家人为人类尊严所作的斗争震动了这个国家，促进了劳工运动，并导致通过《联邦食品与药品法》。”[77]研究者们充分肯定辛克莱所揭露的芝加哥联合屠场内肉类生产过程中的污秽以及工人们所遭受的奴役、压迫，但也明确指出，辛克莱此书过于明显的社会主义痕迹导致他写作时存在将问题刻意放大的嫌疑。[78]
客观来看，作家并非生活于真空状态，来自生活的磨练能为其日后创作提供现实素材。不论就物质条件还是文化氛围，辛克莱的成长环境都异常艰辛，这也造成其成年后心理上带着强烈的怀疑和质问倾向来看待美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迁。读者能够明显感到其笔端所落之处的一丝脆弱和敏感，作品中的苦难和悲凄浓缩了生活在那个时代之下普通民众的愁肠寸断和怅惘迷失。这种心绪直接表现在创作中，催生了《屠场》这部反映美国转型期社会场景的重要作品，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辛克莱特色，代表了辛克莱对美国社会的思考、批判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