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纯净食品而战
后人在谈到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时，大多会把维利作为整个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120]和“主要人物”[121]，也认为他在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极高“热情”是运动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个人资质。科尔克甚至认为，“纯净食品运动的历史就是哈维·维利的历史”[122]。维利一生的脉络与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密切相关，虽然获得来自各方的种种赞誉，其最为珍视的两项荣誉却都与食品药品立法相关——一是直接推动了1906年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的颁布，另外则是因帮助法国起草1909年反对酒类掺假的法律而获得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23]作为维利的妻子，安娜的回忆或可印证前文所提及的维利人生信仰。“食品药品纯净运动需要领袖，不论是专业、地位还是脾性，维利都一一具备”[124]，而维利介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是从一场有关糖生产的争论开始的。
（一）围绕糖生产所展开的争论
糖研究以及围绕此一议题的争论既是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现况的反映，也能说明维利身处时代旋涡中的选择性偏好——即使是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维利也有着他的先后考虑。相比之下，维利最为关注的是食品掺假问题，而对于以专利药为代表的药品掺假则关注较少，且对后者的聚焦也主要是服从于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这一大局。此间差异也能从最后成型的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涉及食品与药品的条文数量对比中见出分晓。[125]此外，糖研究也颇能反映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身处其中的维利等人此时已无法完全遵照科学原则行事，它已远远超出单纯的技术范畴，而是一个牵涉多方利益的社会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复杂性。
依原料不同，制糖业可分为甜菜（Beet）制糖和甘蔗（Cane）制糖这两种类型。[126]前者出产甜菜糖（Beet Sugar）[127]，后者则是甘蔗糖（Cane Sugar）。19世纪最后15年，在美国国内糖业制造商中盛行的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理念：即美国不应再依赖从国外进口糖，而应该发展自己的糖产业以满足国内需求，业者希望政府对国内制糖业采取关税保护政策。[128]
对此问题，维利不仅不陌生，而且也有着他自己的看法。自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维利便在普渡大学开始了有关食品的检测试验，他首先拿来作检测的就是市面上销售的糖（Sugar）和糖浆（Syrup），看它们是否掺假。[129]维利发现这两者已经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可观产业，但其生产过程却存在掺假现象，严重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对于当时美国国内有关制糖自主化的呼吁，维利也表示赞同，他同样认为美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制糖工业，并认可国家应当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以使美国农民免受来自热带地区国家进口糖的冲击。但维利与考利尔之间也存在分歧，他并不认同后者一味固执于将制糖原料寄托于高粱的单方面意见，认为这无疑将会增加实际生产中的难度和降低美国糖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维利希望能将甘蔗和甜菜这两种作物都纳入制糖原料的供应范围。
继洛林之后，民主党总统克里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任命因在密苏里州农业委员会有着优异表现的诺曼·杰伊·科勒曼（Norman Jay Coleman）为新任农业部部长。[130]维利虽遭受质疑，但科勒曼仍给予维利完全信任，维利得以继续他对糖所作的试验和研究。科勒曼之后的继任者杰里迈亚·腊斯克（Jeremiah Rusk）也同样和维利合作得很愉快，维利动情地回忆道：“我不能忘记与他之间的友情。”[131]腊斯克任内也是化学局乃至整个农业部发展最快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默顿（Julius Sterling Morton）的上台使维利的试验陷入困顿之中。由于默顿信守有限政府理念，他要求维利废弃所有已经建立起来的糖试验基地，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甜菜种子培育基地、堪萨斯州的高粱试验站，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蔗糖试验工厂。
对维利的职业生涯来说，糖试验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并非来自试验结果，而是维利在试验过程中通过与各方人物的接触逐渐熟知华府政治生态，了解到要在华盛顿官场内部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技巧。但即便有此感悟，维利的实际行政能力和处世经验仍显不足，这也是最终使他在与新任农业部部长威尔逊相处过程中磕绊丛生的重要个人原因。[132]这些因素事实上都预示着维利最后被迫离开化学局局长的岗位。
（二）与农业部部长威尔逊之间的分歧
1896年，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当选美国第25任总统。为了回馈艾奥瓦州共和党人在总统竞选中的支持和帮助，麦金莱任命来自该州的威尔逊接替默顿出任农业部新部长。[133]对于威尔逊来说，农业部部长职务也并非仅靠竞选获胜后的同党“分赃”所得，他本人的职业履历和自身素养也足以堪当大任。
威尔逊既是一位成功的农场主，也是农业新闻报刊的主编和专栏撰稿人，曾经担任艾奥瓦州农学院（Iowa Agricultural College）农学教授，不仅是农业资深专家，而且在国会内的艾奥瓦州议员中享有较高威望。[134]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威尔逊成为麦金莱新政府中农业部部长的合适人选，他所领导下的农业部在其任内进一步提升了专业水准、扩充了职能范围，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中。[135]维利也认为威尔逊作为部长所应具备的工作能力、政治敏锐乃至办事老练都没问题。
维利将这场政府变更视作一大契机，他希望借助威尔逊能使化学局重新赢回在农业部内各部门中居于中心的科研地位，也以此试图更为方便地掌控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进展方向。为此，维利频频向威尔逊暗示两人都属共和党，属同一“战壕”，多次声明自己乃农业部内众多科研部门领导人中最为忠诚的共和党人。此外，维利主张不应分割化学局的实验权力，甚至认为所有化学实验都应统合于其所领导下的化学局。但事与愿违，威尔逊最为反感的也就是维利的这种“霸道”。而且“本能地反对联邦监管”，维利则“积极提倡针对食品掺假的政府监管”[136]，两者虽然有着相同的政党属性，他们的基本理念却并不一致。在威尔逊看来，维利此举的目的无异于以捍卫公众健康之名来为自身机构谋取私利。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所遏制和平衡，威尔逊不仅没有听从维利的建议，反而将化学局原有职能进一步分解至其他部门，尤其是实验权。
从农业部内各局预算比较中也能看出威尔逊的态度转变及其与维利之间的矛盾。化学局在1900年至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颁布期间的预算从42500美元骤降至15500美元，而其他局1906年一年的经费预算对化学局来说就已如天文数字（植物工业局776880美元，林业局875140美元，畜牧局1545000美元）。[137]经费大幅缩减实则反映了维利意欲扩充化学局的这一宏图遭受重挫，或者说在同一时期内，农业部其他各局获得了飞速发展，而化学局的职权却不断萎缩。
必须要指出的是，虽然维利与威尔逊之间存在分歧，但也不乏共同点。威尔逊鼓励和赞赏维利在食品掺假领域的研究，这既是基于保护消费者的考虑，也是为了维护美国产品的海外声誉。[138]说到底，维利和威尔逊在反对掺假食品药品上有着相同的目标和底线，否则完全可以在上任不久后另选高明负责化学局的事务，威尔逊只是不认同维利所表现出的“勃勃野心”。
（三）“试毒班”的组建及其轰动性影响
维利就任之初对化学局未来本有非常宏大的愿景，但在各方掣肘下，他也显得无可奈何，这也使维利不得不将其主要精力退而求其次地用在对食品掺假的研究上，试欲借此树立起化学局及其本人的威望。自1887年起，维利陆续出版了系列食品检测报告：日用品报告（Dairy Products，1887），香料与调味品报告（Spices and Condiments，1887），发酵类酒精饮品报告（Fermented Alcoholic Beverages，1887），猪油报告（Lard and Lard Adulateration，1889），烘焙粉报告（Baking Powders，1889），糖类报告（Sugar，Molasses and Sirup，Confection，Honey and Beeswax，1892），茶叶、咖啡和可可饮品报告（Tea，Coffee，and Cocoa Preparations，1892），蔬菜罐头报告（Canned Vegetables，1893）等。[139]除此之外，组建“试毒班”（Poison Squard）[140]也是这一意图的反映。相比于这些专业性较强的检测报告，“试毒班”的试验过程和结果在全美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反响。
前文第二章中已经阐明导致19世纪末美国食品掺假的一大要因即是新型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应用。这些物质虽能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在色、香、味等方面使食品更为诱人，有助于提升销量，但被食用后也同样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维利素来强调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原料纯正与天然的重要性，极为反感和厌恶将有害人体健康的这些化学物质加入其中。为了验证这些新型食品防腐剂和添加剂对人体到底会有怎样的副作用以及多少剂量乃人体承受之上限，维利决定通过人体试验来获得准确数据以确认“它们与消化、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制定使用这些物质时的指导原则”[141]。维利也希望试验结果能引起公众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关切，这就是维利组建“试毒班”的主要目的。“试毒班”的试验旨在坚持原则前提下促成人们科学使用防腐剂、添加剂以及推动政府的有效监管。维利以人体作为实验“标本”的这一大胆举动以及令人好奇的试验过程，经过媒体记者报道后在更大范围内被人所知，“试毒班”余波所至也远远超出了专业范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为了保证试验能够顺利进行，国会专门拨付5000美元以资助建立“试毒班”。维利招募了12名年轻力壮的男性作为试验对象。[142]这些人全都来自农业部内的工作人员，他希望借此来证明掺假食品对人体的普遍危害——“我的信仰建立在‘给狗做实验’的基础上”[143]。维利认为如果连这些“小白鼠”都无法招架掺假食品中的新型防腐剂或添加剂，老弱妇孺在食用含有这些物质的食品后将会更加脆弱，其结果不言而喻。
1902年12月，“试毒班”的试验开始于农业部地下室内由一间邮发室改建而成的食堂中。[144]维利雇佣了一名厨师负责所有志愿者的饮食，他自己也偶尔下厨以增强试验者的信心和活跃试验氛围。为了更好地进行结果比较，维利将12个人分成两组，其中6人吃的是健康食品，而另外6人吃的则是含有新型防腐剂和添加剂的食品，维利意在比对两组人的不同反应。为了确保试验结果可信，志愿者需严格遵守维利所制定的用餐和生活准则，维利每天也都会对志愿者餐前餐后的体重、体温、脉搏进行称量和记录，且每周都会对志愿者进行例行的全面身体状况检查，以时时观测实验进展和试验者的身体症状。一旦发现消化系统受损，维利将给予该志愿者假期，以便他能获得充分的休息，并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试验。总之，确保不会危及志愿者的生命健康是维利“试毒班”试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试验初始阶段，维利首先选择将硼砂作为试验对象，这主要是因为硼砂乃当时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新型防腐剂。头10天内，维利并未在实验者食物中加入硼砂。此后，维利每天在食物中加入0.5克硼砂以观后效，试验者一开始对此并未有明显反应。维利又继续加大试验者的硼砂摄入量，当每天增至2～3克时，试验者的食欲开始明显下降，并伴随有肚胀、不舒服和胃痛等反应。[145]当剂量增加到每天4克时，志愿者出现了严重头疼和腹痛等症状，而且浑身乏力。虽然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并未出现死亡案例，但维利事后也承认部分志愿者的肠胃系统受到了永久性损坏。在此可以通过1902年试验者所食用的圣诞大餐菜谱来一探究竟：
苹果沙司
硼砂
汤
硼砂 火鸡 硼砂
硼砂
青豆罐头
甘薯 马铃薯
芜菁
薄片牛肉 奶油肉汤
酸果曼沙司 腌芹菜
米饭布丁
牛奶 面包和黄油 茶 咖啡
一点硼砂[146]
继硼砂之后，维利相继对水杨酸、亚硫酸和亚硫酸盐、苯甲酸、苯甲酸钠和甲醛等化学物质做了试验，并将试验结果公开结集出版。由于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试验，维利的“试毒班”试验遂引起外界的浓厚兴趣，这其中就包括乔治·布朗（George Rothwell Brown）这位年轻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布朗不仅对“试毒班”的整个过程跟踪报道，撰文评述，而且“试毒班”这一名号就是由其首创的。除了布朗外，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反映“试毒班”的歌曲。吉莉安（S.W.Gillilan）《威士忌酒小组之歌》（Song of the Pizen Squad）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首，它也因此被维利抄录于《自传》中。“我们是试毒班，早晨吃氨基酸，中午吃吗啡炖菜，晚餐吃火柴头清炖肉汤、喝碳酸啤酒。所有的致命毒物我们都敢尝试，不怕被掩埋于黄土之下，我们是不死族，我们骄傲。”[147]
“试毒班”试验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澄清了维利本人关于新型防腐剂和添加剂的观点——“他并不认为应绝对禁止使用防腐剂，而是应将新型防腐剂限定在绝对必要的用量范围内”[148]，还唤醒了公众和政府对食品掺假问题的注意，使他们获得了对于新型防腐剂和添加剂的更多认识和了解，从而形成了有利于推动全国性食品药品监管立法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开始关注专利药问题
维利并非一开始就注意到专利药问题，而是存在先食品后药品的这样一个先后关注次序。
彼得·泰明认为，联邦食品监管是食品药品纯净运动试图要达成的主要目标，而“药品监管则系食品监管的事后考虑”[149]，有学者甚至将1906年《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称之为《纯净食品法》。对食品药品两者关注度的多寡也反映在维利自己身上，如他在《自传》中就鲜有关于专利药的记载。这样的差异其实并不稀奇，从维利在德国留学时所学的主要内容、执教普渡大学后开展的试验项目以及入主化学局后便开始着手于掺假食品的检测工作都可看出其中端倪。这虽然并不表明他对专利药问题无动于衷，但其对专利药的关注相比于食品掺假则确实要晚得多，而在开始关注专利药后，维利对专利药问题又持何种态度？
食品掺假问题是维利最感兴趣的，他将主要精力放在食品掺假领域也属正常。[150]维利的研究和演讲虽主要围绕食品掺假来进行，但他也同样极为憎恶专利药，因为专利药对患者坑蒙拐骗，不符合维利所信守的为人之道。[151]在19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维利公开声明在未来将要通过的联邦监管法律中会把药品列入监管范围，尤其要对专利药施加严格监管。[152]同年，维利在化学局内设立了专门的药品实验室，以期对专利药进行更好的专业分析。自此以后直至1906年颁布《联邦食品与药品法》，维利在专利药问题上倾注了较之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也表明专利药问题对于联邦监管法律的通过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彼时致力于揭发专利药黑幕的媒体和记者也得到了维利的强有力支持。维利与黑幕揭发者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的工作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角色分工，维利以食品掺假为工作重心，对专利药问题的揭露则主要应归功于黑幕揭发者，维利更多的则是作为支持者和后盾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