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变奏

前文已经多次说明，南北战争后的食品药品掺假乱象与时人对政府与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认识有关——对政府的质疑与高度不信任也在另一方面放纵了市场，而本书认为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最后战果的取得却反映出政府与市场这两者呈现为一种二元变奏的关系。

在传统的政府—市场博弈格局中，政府处于消极境地，而市场则负有巨大能量，能够让整个经济秩序和社会体系运转良好。即使在一些公共服务部门，政府也被定位为“守夜人”的最小干预角色，似乎只要让市场自行调节即能达到最佳效果。不论是基于历史还是对政府、市场各自性质的准确认识，颇为一厢情愿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既与实情不符，也是对政府和市场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偏狭认识。

实际上，单一的市场和政府并不存在，两者本质上都是特定的组织形式，并无善恶对错之分，关键在于如何配置。不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后起之秀，市场经济机制从发育到完善其实都离不开政府的保驾护航。市场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市场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只是促进社会和个人福利的手段”^[4]。就其与政府的关系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需要干预，症结乃是政府干预的力道和手段，政府可以也应当在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中有所作为，而这就涉及本书导论中所说的政府治理能力。

反向言之，市场经济也并非天然生成，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更不是一开始时就已高低互见。当市场尚处于萌芽阶段时，犹如婴孩需要父母从旁协助一样，它也需要政府给予适时保护，而保护力度的大小和方式运用则取决于政府自身的能力，后者由低至高提升的过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国家建构”（或曰“国家再造”）。有效的政府干预能够为私人活动创造一个对其有利的市场环境，政府应集中于它能做并能做好的事情之上，而对于那些个人和市场能够自决的领域，则应大度地放弃“权力之手”。国家公共权威来源的日益多元，以及政府职能与民众生活更为紧密接轨，从另一个侧面也促进人们头脑中老旧的国家与政府观念实现自我更新和完善。

当时的美国也确实面临着国家公共权威的削弱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这两大棘手难题，导致政府与市场之间不仅无法相互补强，而且互为拖累，其最终解决方式则是罗斯福通过扩大联邦权力、强化国家公共权威、拓展政府职能，采以全国性监管来达到抑制市场“蠹虫”，重建已被侵蚀的市场制度。在这个“复原”的过程中，政府无疑起到了“制度建构”的关键作用，而其另一面同样使得国家也更有能力保障市场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