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李工真老师[3]
一米八的身高，头发略微花白，简单的穿着，一口带有武汉方言的普通话，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来回于家中、课堂和学院之间。这是生活中的李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朴素、干练而不失风度。一旦步入课堂，渊博的学识辅以幽默讲解和流利口才，还有那一手遒劲有力的粉笔字，这一切都会使你觉得听李老师的讲课是一种享受，让人回味无穷。本人有幸从硕士开始忝列李师门墙，亲炙尊教。数年来，通过自己阅读论著以及平日里与李老师的“闲聊”[4]，自忖对李师学问思想稍有领悟，愿在此通过手中的笔记录下从学以来的点点滴滴，写下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工真先生。
一、上山下乡，刻苦自修，以读书为乐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先生曾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中有如下评述：“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5]不论是依代际来划分还是按成就评判，出生于1952年的李老师无疑都属于许先生所说的“第五代知识分子”。这代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走向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他们个人经历的变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社会变革和历史剧变的反映和浓缩。
在最新出版的专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一书后记中，李老师回忆起他们这一代人时用了“被耽误的一代”来形容。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李老师这批1968届初中毕业生只读了一年初中便于1968年年底以“知识青年”身份下放湖北公安县农村。本该接受教育的年纪，却被迫中断来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待到1970年回城时已经年满18岁，李老师被分配至位于汉口江汉路的一家理发馆，成了一名为人民服务的专职理发师，而且一干就是8年。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历史学家，除了必须具备专业素养和语言能力这些基本条件外，丰富的人生阅历或许也是历史学家这一行当所需要的。古今中外无数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往往就是由他们自身经历从而引发的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后续思考。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这样，英国18世纪大史家爱德华·吉本之所以毕生致力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写作，也是因其早年游历罗马遍及城中各古代遗址后，睹物思人、发思古之幽情，遂下决心为罗马帝国修书撰史以探询其中的盛衰原因。因此，李老师“辍学”下放而后理发的10年岁月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他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通过这10年与社会的亲密接触，李老师不仅实际接触了处于最底层的农村和农民，对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有了切身体认。同时，因理发职业的特性使然也使李老师在每天的修修剪剪中见识了社会各色人等，不仅训练了思维，而且也培养了对社会的洞察力。如果说李老师1978年入读武汉大学开始接受正规大学教育，那么，在这10年里，李老师也经受了一次“社会大学”的历练，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或许是经过这番磨练的缘故，李老师日后在接受武汉大学学生记者采访时才会有感而发“人生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槛”。
更为难得的是，李老师并未因辍学理发而彻底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利用母亲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李老师每次从汉口回家便通过母亲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借出各类名著带回理发馆。白天忙着理发，晚上关门后便独自在灯下读书学习。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等中外名著都成了李老师这一时期的精神食粮，只要自己能看懂的书都不会放过。在近日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时，李老师也坦言这8年是自己一生中读书最多，也是最快乐的时期，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在内，就是喜欢读书。父亲李国平院士每次去汉口看李老师时便以当年留学生在海外刷盘洗碗为例鼓励李老师，“你要想将来有所作为，就自己读书，30岁以前给我把床板竖起来”，“只要能白天理发，晚上做学问，也照样能有所作为”。[6]父亲的教诲和母亲的帮助，加上自身刻苦自修，李老师在那个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做到博览群书。不仅充实了自身知识结构，提高了文化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对读书的兴趣，相信知识和文化具有永恒价值，中国的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
机会总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国家于1977年恢复高考，李老师和当时的一大批有志青年成为武汉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以来的“黄埔一期”。从此，李老师正式踏上了一条研究历史、探求学问的道路。
二、严谨治学，踏实问道，十年磨一剑
说起李老师的学问人生，还得归功于母亲的劝导。由于中学只读了一年，非常强调学习连续性的理化学科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弥补。研究康德教育哲学出身、真正懂得教育的母亲便力劝为高考而准备的李老师扬长避短、弃理从文，改学历史。在接受《历史教学》记者采访时，李老师说起母亲对自己的点拨仍充满感恩。毕竟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是母亲让他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
但学术之路并非坦途，尤其对于立志研究德国史的李老师来说更是如此。相比于研究英国和美国史的学者而言，大陆学者研究德国史除了资料难觅外，还得克服来自语言的障碍，首先得掌握德语才谈得上对德国历史的研究。为此，李老师跟随武汉大学德语专业1985级本科又重新上了一次大学。和比自己小很多的本科生一起修满所有德语专业课程，从而奠定了良好的德语基础，为李老师日后从事德国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除此以外，在德国特里尔大学留学期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教授学习也是李老师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在德国的两年研修，李老师不仅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搜集到了大量研究资料，确立以德国现代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轴；同时也对德国学者严谨的治学和讲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德意志民族性格有了亲身体会。很大程度上，德国的两年留学经历也塑造了李老师日后研究中注重实证、讲求证据、论证严谨的学术风格。所写的每篇论文皆有其扎实的史料基础作为支撑，以小见大、环顾全局，绝不空论。
自1990年回国后的20年，李老师成果迭出。1997年出版华语学界首部以德国现代化进程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7]。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第一次对德国自16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给以宏观描绘和梳理，赢得学界一致认可和好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称赞作者“能够占有大量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取精用宏，厚积薄发，使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呈现新的风貌”[8]。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也高度评价“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9]。13年后的2010年，从课题申报到最终出版累积10年而成的《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相比前一部书，此书价值和意义更大。它不仅表明了李老师这10年来的德国史研究逐渐由宏观层面的大历史写作转入德国社会内部的微观考察，即展开以纳粹时代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流亡社会史研究。系第一位在此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中国学者，可谓只此一家，十年磨一剑。
两部大书的出版为李老师带来了极高荣誉和声望。面对这些，李老师一直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以学术为志业，辛勤耕耘于自己的教研园地，并未在功名利禄面前丧失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对于知识和真理进行探求的强烈动机。在接受访谈时，李老师不止一次谈及当年父亲的谆谆教诲。“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想名、想利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这样一群‘傻子’。”[10]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傻子精神”，李老师在现今躁动的大学校园内仍能端坐书桌，潜心著述、踏实问道。除了父亲的教诲外，李老师常以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中的一段话自勉：“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11]
笔者本科就读于外校，尤记得入门前李老师在日后成为我师姐的胡小芬老师的陪同下来学校作题为“德国大学和教育”讲座时的情景。旁征博引、讲解到位、幽默生动，讲堂座无虚席。临近尾声时，李老师当场朗诵爱因斯坦这段话作为勉励送给在场全部听讲同学。对于当时正处于求知若渴状态的我来说，李老师的讲座无疑为我指明了方向、点燃了我的激情。使我明白到底什么是大学？大学生应该学什么，怎样去学？在未听李老师讲座之前，自己一直集中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但听罢李老师讲座后才发现世界史原来有如此魅力。想成为李老师学生的这一想法也在那一刻开始形成，心想自己不仅要学知识，更要习得做学问的方法，李老师无疑就是我心目中不仅能够授之以鱼，更能授人以渔的前辈师长。
三、严于律己，宽容待人，为学生着想
老辈学者常言“做人、做事、做学问”。简言之，做人是首要的。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学者和教授更需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学为人师，身为世范”。在这方面，学问一流的李老师同样值得吾辈学习。笔者以“严于律己，宽容待人”这八个字来概括李老师的为人之道。同时，从教将近30年的李老师对于他所招收的每一名硕士和博士，不仅在治学上倾囊相授、毫无保留，而且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竭尽全力、照顾有加。因此，能够成为李门弟子不仅是幸运的，而且还是十分幸福的。
李老师的严于律己突出表现在对自己所从事的德国史研究的尽善尽美，以一种尽乎严苛的态度要求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和每一篇论文，绝不容许“次品”出现。这一方面和李老师曾经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学者严谨学风的熏染有关，另一方面则更加凸显李老师学术品格在世风日下的今天是何等弥足珍贵！这里以一具体事例说明之。
《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一书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李老师第二部重量级学术专著。但不为人所知的是，李老师此书从打印稿到最终付梓面世却经过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间历经修改、增补和校订，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书稿更臻完善。记忆中，当时还是硕士的我和两位女同门为硕士论文选题一事前去李老师家。李老师一边招呼我们三个坐下，一边告之要去把书稿打印出来。没过多久，李老师便拿着一本厚厚的装有蓝色封皮的打印稿回来，并坐在沙发上和我们一起翻看书稿。由于我准备选择以美籍奥裔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政治思想为硕士论文题目，李老师特地把书中涉及熊彼特、哈耶克和米塞斯这三位奥地利流亡经济学家的内容读给我听。并就当时哈佛大学校内的保守政治氛围为我作了进一步说明，这对我后来在论文写作中处理熊彼特对待犹太人和纳粹态度这一问题有着重要启发。以后自己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也渐渐发现熊彼特不仅没有反犹思想，而且也尽力为流亡科学家提供帮助。但熊彼特的这些努力都受制于当时哈佛大学校园内部的整体保守氛围，特别是在对待有犹太背景的学生和教授，以及营救流亡科学家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消极。最为显著的例子要属当时熊彼特的高足弟子，日后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就因为他自己的犹太背景而无法留校任教。
当我询问李老师此书何时出版时，李老师并没有大功告成后的喜悦，而是说还要对全书进行增补，在现有基础上将以欧洲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12]问题再写一章，否则内容将会不完整，因此书稿出版还要一些时日。可以想象，李老师在这两年时间内为书稿内容耗费多少心思和精力。光是增加的“失语性”一章就多达五万字，全书则将近40万字。捧在手上厚重感油然而生！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虽然不如其他学者已经是著作等身，但李老师至今出版的两部专著却都是能够传之后世的学术精品，在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更为难得的是，李老师近10年来在《世界历史》和《历史研究》这两份大陆世界史和历史学的权威期刊上已经累计发表10篇专题论文，不用说在武汉大学，在全国世界史学界也罕有其匹。
李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则宽容相待，毫无教授架子。上自学校、下至学生，以及报纸、电视台和杂志等媒体的讲座和采访要求，李老师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欣然接受。对此，李老师一直以来都秉持这样的理念：作为一名普通大学教师和历史研究者，很多事情无法改变，但自己能够在三尺讲台上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去启发和引导学生，这是李老师愿意去做的，而且也要尽力做好它。因此，作为一名武汉大学的学生是幸福的，每年都能听到李老师关于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讲座，在李老师的引领下去感受和体会德意志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李老师不会强求学生在学术上一定要与他一致，而是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敢于创新。就我个人而言，自己性格素喜自由，敏感于各种思想教条和束缚。可以说，硕士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型，以及博士论文的选题都得益于李老师的宽容和自由。也正因如此，自己在平日学习里可谓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放纵和懈怠。每次去李老师家都务求带着问题，交给李老师的论文也是经过再三斟酌和修改，力争写出精品。
随着李老师的声望日隆，每年都会有外校同学慕名报考李老师的研究生和博士。对于每一位招收的弟子，不管你之前基础和背景如何，李老师皆能做到一视同仁，在学习上给予鼓励和帮助，使你在短时间内尽快适应武汉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节奏和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老师在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学过程中以德国大学中的研讨班（Seminar）形式来进行，力求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训练我们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一般来说，李老师会在研究生第一学年下学期开学之初向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学分发本次讨论课的材料，每人一篇长度适中的英文论文，而且论文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主题关联度。第一课结束后，剩下的两个月时间，由我们自己把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并撰写一篇读书报告，届时讨论开始后将由每位同学对自己所读论文内容和撰写报告在全体同学面前进行公开讲演，其他同学和李老师则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最后是李老师的小结。整个过程紧凑有序、气氛热烈。师生之间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一切以学术为衡量标准，真正做到了梁启超所谓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讨论中互相交流辩难、共同提高。讨论课结束后，李老师则会自掏腰包邀请所有参与讨论的同学一起吃饭，课堂上没有讨论完的则在饭桌上继续下去，大家其乐融融。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李老师的爱人，我们的师母刘老师。师母温婉、贤淑，对待我们视如己出。每次去李老师家，师母都会张罗各种吃食，使我们在异地求学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特别是自己刚读硕士时的第一学期，有时和同门晚上去李老师家，由于天气较冷，师母会精心制作各种热饮为我们解乏。同时，师母对我们平日的生活也很关心，常常嘘寒问暖，令人非常感动。每年元旦，李老师、师母和我们硕士、博士一起吃团圆饭，两位师长像父母一般关心呵护我们。说真的，自己内心此时都会无比甜蜜。谢谢您，李老师！谢谢您，刘师母！
武汉大学将于2013年迎来建校120周年。回思往昔，自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以来，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武汉大学在每个不同时期都为学术和社会贡献了无数卓越之士。王世杰、王星拱、黄侃、严耕望、周鲠生、李达、吴于廑、程千帆、韩德培、马克昌、苏雪林、袁昌英、凌淑华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就像一座座灯塔照亮整个珞珈山，是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最佳注脚，也成就了百年武大的学术文脉。接续前贤，展望未来，李老师不正是现今珞珈山的灯塔吗？他的学术人生不正是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写照吗？他所散发的光亮将照耀整个珞珈山、点燃希望、指引前行。愿李老师这座灯塔熠熠永恒！
【注释】
[1]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4期。
[2]原载《博览群书》2012年第1期。
[3]此文荣获2011年武汉大学第二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全校征文活动一等奖。
[4]有必要在此说明的是，这种“闲聊”并非漫无目的，而恰恰是李老师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在一步步导引着我们，直至问题核心。在与数位同门交流后才发现，多数李门弟子的硕、博士论文选题一开始往往就是在与李老师的“闲聊”过程中受到启发而逐渐成型的。
[5]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6]李工真：《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后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页。
[7]《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于199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再版，但目前这两个版本都已售罄，只能在图书馆借阅或者通过网络下载电子版，一本精深的学术专著能够如此畅销，实属不易，也可见李老师此书在中国学术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8]章开沅：《序言1》，载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9]刘绪贻：《序言2》，载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0]李工真：《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灵魂的乐师生命的哲人》，载《数学理论与应用》2011年第1期，第57页。
[11]许良英、王瑞智编：《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2]李老师后以《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