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和媒体转型
黑幕揭发者之所以会涌现于进步时代，除了与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关外，公众舆论与新闻业自身的转型也是促成黑幕揭发者活跃于历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从建国至20世纪初，美国新闻事业如社会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单元到多元的发展演变过程。”[24]美国如今虽以新闻自由而著称，新闻媒体甚至号称“无冕之王”，但这种地位的取得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独立建国至南北战争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新闻业其实有着很强的党派色彩，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建国之初以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首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首的“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在新闻领域的投射与反映。[25]美国新闻业在这一时期的主导形态是所谓“政党报刊”（Party Press），报纸更多承担的责任是为各自党派进行政治宣传和政策辩护。“编辑们不仅不相信政治学中的中立呼吁，政党属性甚而被视为荣誉和忠诚的象征。”[26]不少编辑本人就是某一政党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办报之余也参与和组织所属政党的政治活动。加之技术条件欠缺和民众文化水平较为低下，报纸因此在美国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是“社会精英的一个工具”，“这种报纸的发行量相对较少，而且报纸主要由与发行人相似的个人购买和阅读”[27]。
南北战争后，美国新闻业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报纸数量的显著增长。1870—1900年，报纸数量增加三倍，销售量也增加近六倍，尤其是世纪末的最后10年更是飞速增长。[28]“1890年代也是美国新旧新闻事业的分水岭，民主化市场社会孕育出发达的新闻事业。”[29]日报由19世纪80年代的909种增加到1900年的2190种。[30]其次是报纸内容由原先以政治性新闻为主而更加多元化，形式上也力求在确保信息准确和取悦读者这两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新闻独立”和新闻大众化成为新闻业同仁的奋斗共识和美国新闻史演变进程中不可阻挡的趋势。记者职业日趋规范和专业，编辑也开始重新定位报纸与党派之间的关系，独立倾向愈加明显。[31]
真正为新闻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当属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Joe Pulitzer）、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爱德华·斯克里普斯（Edward W.Scripps）这三位时代新闻巨子。他们所经营的报纸不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育”读者，而是将关注重点聚焦于新闻本身，致力于“熔新闻的信息性和娱乐性于一炉”[32]。他们的新闻创作手法是“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搜罗最新的趣闻事件，并用市井粗俗的手法一蹴而就，以使其适合于大嗓门报道在喧嚣的街角吆喝售买”[33]。为了获取新闻和吸引读者，记者们不仅开展实际调查，而且也通过各种煽情手法博得读者“眼球”，以便在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这是产生“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的土壤，“其特点是利用读者的猎奇心理，用极度夸张甚至捏造情节的手法来渲染时事新闻的报道，进而达到耸人听闻、夸大报纸发行量的目的”[34]。
与报纸相比，杂志也在19世纪末进入繁荣期。由于杂志面向全国发行的广泛性以及它与社会改革、社会精英之间的密切关系，杂志在揭露社会弊端方面较之报纸有着更大的能量。《哈泼斯》（Harper’s）、《斯克里布纳》（Scribner’s）、《世纪》（The Century）、《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本杰明·奥伦治·弗劳尔（Benjamin Orange Flower）1889年创办的《竞技场》（Arena）、弗兰克·安德鲁·芒西（Frank Andrew Munsey）的《芒西》（Munsey’s）、约翰·布里斯本·沃克（John Brisben Walker）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萨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Samuel Sidney McClure）的《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等都成为黑幕揭发运动中的主力军，特别是《麦克卢尔杂志》贡献尤大。《柯里尔》（Collier’s）、《人人》（Everybody’s）、《独立》（The Independent）、《汉普顿》（Hampton’s）、《皮尔逊》（Pearson’s）、《成功》（Success）、《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和《诉诸理性》（Appeal to Reason）等杂志也都是黑幕揭发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以这些通俗杂志为平台，包括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大卫·菲利浦斯·格拉汉姆（David Graham Fhillips）、辛克莱和亚当斯在内的一大批黑幕揭发者迅速崛起，成为一时知名之士。黑幕揭发者虽各有所长，但他们主要集中关注三个方面的议题：政治腐败，托拉斯企业生产中的不端行为，对老人、妇女、童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压榨和欺凌。[35]正如有学者所论，“19世纪90年代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视自己为科学家，比前人更大胆，更准确，更‘现实地’发觉工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真相”[36]。黑幕揭发者发表了大约2000篇文章，而美国当时的常住人口也就八九千万人。[37]由此可见，辛克莱与亚当斯对掺假食品药品的揭发能够取得成功与黑幕揭发运动的整体氛围和雄厚的群众基础分不开。
作为“人民的斗士”[38]，黑幕揭发者的贡献远不止于发表几篇文章以唤起民众和吸引社会注意这么简单。若以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概念作为思考进路，笔者认为，黑幕揭发运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形成基于社会批判立场，且有不同阶层民众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际网络。”[39]毕竟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信息传播需要考虑来自不同读者的需求，并切实做到与社会现状有机结合，唯有如此，黑幕揭发者的诸多改革理念才有可能得到来自民众的回应，形成自下而上推动政府改革的巨大推力。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那本经典著作《公众舆论》中谈到读者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时说：“读者希望读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所有与精神状态有关的新闻都有这种特点，它们触及的是性格、心意、欲望、动机、意图、大众情绪、民族情感、公众舆论、外国政府的政策等等”。[40]
“公共领域”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进步时代美国社会“公众舆论”的兴盛。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批判意识觉醒的产物，“如果我们留心一下混杂人群（不仅有学者智者，也有商人和女人）的对话过程，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讲故事和说笑话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种休闲活动，这就是批判”[41]。处于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进步时代能够最终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舆论开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各种观点的争鸣、激辩不仅不会导致社会撕裂，反而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和谐与团结，表面上的吵嚷哄闹却促成了美国社会的实质整合。[42]
给予食品药品纯净运动有力助推的并非他人，而正是辛克莱与亚当斯这两位黑幕揭发者，由他们两人分别撰写的《屠场》和《美国大骗局》，不仅揭露了美国食品药品行业中的诸多黑幕，而且更是成为进步时代美国知识分子秉持良心与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