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与其他一些著作类似，本书也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本人在武汉大学读博时的导师李工真教授百忙中拨冗作序，更使本书添色不少。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附录中的三篇文章各有其特殊意涵，《美味背后的欺诈》既是针对本书写作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一书的简短评论，也是自己此后数年间开始书评写作的发端，毕竟是第一篇，有其纪念意义。[1]《科学家的政治信仰》则是受惠于刘绪贻先生的推荐，自读研究生后便和刘先生邮件往还，也有过几次家中拜访的经历，2011年回来攻读博士学位后更与先生在其“求索斋”中多次畅谈学术、议论国是，真是大有收获，在此也衷心祝愿先生开心每一天！最后一篇《我心目中的李工真老师》是应当时武大第二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有奖征文活动所写，至于最后幸运斩获一等奖都属其次，关键在于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得以更加体认李老师的人生与学术，有助于增进此后几年读博期间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掐指算来，自2011年9月重返珞珈山开始博士学习至毕业，不多不少，攻博期间的诸多人事也如黄历般汇入“一千天的奋斗”这一更为恢弘的个人编年史当中。
自古以来，不论中国或西方的历史学家在其著述过程中都在追求一种对人类过往的体系性解释，史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壮语便是这一史家志业的最佳反映。毫无疑问，司马迁此语也是我在学习过程中引以为座右铭的奋斗目标。
之所以决定辞职回炉继续学习（准备期从2011年春节过后即已开始），主要还是为了尽快摆脱和离开本人原有所在单位（一所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小县城的典型高考中学）的工作环境：人浮于事、机械简单、浑浑噩噩、充满虚伪、官僚横行都使我对这一曾经的母校渐生厌恶（其实这也是中国两千多个县城政治生态和官场风气的缩影）。在我看来，当你对所处的周边环境已经彻底丧失热情时，不要去抱怨，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速离开。不想被环境所熏染，那就改变自身所处环境吧！有此理念作支配，在带完高一后的暑假中便已下定决心重拾学生身份，返回武汉大学求学。
找到目标后的充实感是不言而喻的！自2010年暑期补课至2010年冬季学期结束的这半年内，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课余（也包含学生晚自习）时间则被用来恶补专业书籍和复习英文。现在回想，那一年的读书生活收获甚丰，它重新使自己通过阅读与国内主流学术界连接，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犹如久旱逢甘霖般滋润爽快！虽然那令老师们极为反感的考勤打卡制度（俗称“照相”）也自此开始实施，但这对于已经卸下班主任重担的我来说并不具有多大约束力，而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此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式监控注定要失败。我只知道做好分内之事——特别是学生们的日常课业表现，其余皆已在视线之外，并不重要。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再也没有比这句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千古名句更适合形容珞珈山的雄浑壮美。初春的樱花、秋天的红枫、冬日雪后的腊梅和遍布校园的参天大树使你一年四季随时都能体会到大自然的幻化无穷，生活其间好似身处人间仙境，如梦如醉！
由于未能遵照学校规定在网上提前预订宿舍，我在报到后被随机安排至枫园11舍（房号为316），同舍室友为法学院2010级博士。虽与班上其他同学不住在一起，但对于已经工作过两年的我来说，只要能读书、写作，其余皆为次要。我既是这样想的，也是以此为准则而开始了入学后的正式学习。
自己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硕士论文《熊彼特政治思想研究》和在阅读《爱因斯坦文集》中的第三卷基础之上撰写《爱因斯坦政治思想述评》一文，争取早日将它们发表。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必须珍惜每一天，而除了做好博士论文外，也务必主动拓宽学术兴趣和寻求发表契机。当我于9月3 0日晚前往导师家里汇报第一个月的学习情况时，李师看过我提交的几篇文章后非常高兴，并大致认可了我所提出的有关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想法，而每月月底前往导师家中的拜访也成为我于此后两年的固定节目。
博士论文方向大致确定后，接着便是搜集资料和阅读基本文献。早7点起床洗漱，早餐后前往图书馆读书、做卡片，中午稍事休息后便开始下午的写作，这成为我这几年来每天生活的主要程式。得益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的丰富馆藏，论文前期的资料搜集工作较为顺利，啪啪键盘声和寒夜中的台灯光亮陪伴我度过每一天。虽然艰苦，但却知足，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一步步接近目标。经过数月努力，作为博士论文第一章的导论初稿就已成型，而寒假在家中休息之余也完成了有关美国19世纪食品药品立法的专论构思。
转年过后的2012年2月份，在紧张与兴奋中撰就《试论19世纪的美国食品立法》一文，随即将其投给《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幸得编辑桂莉老师（历史学院吴友法教授博士弟子）抬爱，该文于当年9月第5期刊发，这不仅是自己所完成的第一篇毕业资格论文（我们作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第一届四年制博士，入学之初得知毕业资格论文只要一篇CSSCI来源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或CSSCI集刊即可，后于2014年下半年入学后改为两篇），而且也相当于一针强心剂，对提振信心有着极大的作用。可以说，2012年上半年开了一个好头。在前面已发论文的激励下，计划中的博士论文第二章也于2012年暑假完成。除了个人博士论文的进展外，暑假期间多次接到以前任教高中时的学生关于高考志愿填写的一些咨询，他们考得不错，我也尽力相助。洪智瑾和詹泽行两位更是考取武汉大学，可喜可贺！
相比于第一年，博士第二年则已多半根据博士论文的写作进度来安排每天的学习和生活。一般头天晚上会想好次日的读书书目和写作章节，而次日的学习也基本按照计划循序渐进，在9月、10月两个月内分别写就关于美西战争期间“防腐牛肉丑闻”事件和辛克莱《屠场》一书的两篇文章，后四章正文部分也于其后几个月陆续写出。在此期间，值得一记的还有参加武汉大学婺源同学会的聚会活动，乡音乡情、倍感温馨。
外人总以中国大学无法与世界一流学府相比肩而在有意或无意间贬低国内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个人的读博体会来说，国内重点大学以我所学世界史为代表的基础人文学科在培养上仍有老一代朴学之风，远较法律、财经、新闻和外语等实用性专业要强许多。目力所及，我等历史学院2011级博士生多能静坐书斋，为论文、学术付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由于自己第三年开始后的读书重心和写作焦点已经转向三农、社会福利、中共党史党建、台湾史和两岸关系等问题，后两年所发表的论文、书评、随笔和评论也已越出纯粹世界史的范畴。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来说，这些文字较之以往更接地气，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走在“十字路口”的我对于未来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和践行。
整个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乃至我人生前30年能够较为顺利地度过，与父母家人和诸多师长友朋的关爱密不可分，他们的默默奉献和支持是我学术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我来自婺源农村，父母终日勤劳耕作于田间，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受乡风所及，与大多数家庭一样，认真学习、努力读书也成为父母自我从小读书后在耳边说得最多的话。对于父母的感谢理应排在致谢名单之首，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妹妹吴珍也是我前进之路上最强有力的后盾，而外甥女依依一天天地成长也正好和我的学业同步，愿她健康、快乐而幸福！
我在高中以前随祖父母一起生活。作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代农村基层干部，祖父一生始终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服务乡民，以其耿直不阿、为人正派在乡间享有厚望，祖父身上的这些品质对我日后的为人处世有着莫大影响。高度重视教育的祖父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即使在患病后，届时已经读研的我每每回家后不论看书还是写作，祖父也都要步至跟前问我在做什么，慈祥和蔼的笑容于脑海中历历在目。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2008年寒假回家之时，祖父已经生命垂危，但看到我回来后，不仅一眼认出，而且还面露笑容。此刻想来，当时情景恍如就在眼前。是的，祖父并未远去，他永远存于我心，在此也希望祖母能够保重身体、安享晚年！
小姑夫、小姑姑一直以来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很大帮助，可谓不是父母而胜似父母，尤其是在硕士毕业后的人生低谷期，小姑夫及时伸出援手，并于此后的两年在为人处世上悉心点化。对于小姑夫的恩情，恐怕日后都难以为报，唯有在学术上加倍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方能心安。还有诸多其他亲友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关爱有加，也非常感谢他们！
家人之外，朋友之间亦显真情，这方面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从最早的吴志盛、余永和、胡晓芬等人，到后来读硕攻博时的同门邱芬等人和好友程群、帅清华、张立平等都在不同阶段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此又怎能不感念？和张晓云等同窗之间的友情也将成为我珞珈岁月的美好回忆而永存心间！原天佑中学周玉洁等同学，不论是平时网上交流聊天，帮助借阅、复印图书资料，还是在路经南昌、杭州、重庆和北京时所给予的热情招待，无不令人感动，也衷心祝愿他们在毕业后能有一个好归宿。毛玲等天佑中学历史教研组全体老师则帮助我一步步适应中学教学模式，每次听他们的讲课或是与之餐叙聊天都使我受益匪浅。在攻读博士期间，作为博士论文一部分的阶段性成果或其他方面的习作曾以各种形式见诸报章杂志，在此也向当时作为主其事者的各位编辑老师表达诚挚谢意！
导师李工真教授无疑享有这篇谢辞殿军之地位。前后从学六载，李师不仅在学问上给予具体指导，而且其身上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格魅力对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产生了巨大感召力，这种影响至深且巨！此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旭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王纬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向荣教授，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勇教授、徐友珍教授、谢国荣教授、潘迎春教授，百岁文化老人刘绪贻先生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左亚文教授对我读博以来的学习或最后阶段的论文答辩给予颇多指点、关照，在此一并致谢，特别是王旭和王纬两位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巨擘”能在百忙中拨冗莅临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真是万分感谢！
博士学位的顺利获得并非终点，而是学术生涯的起点，我也将在此选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吴 强
2014年3月30日草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2014年12月11日修改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2015年5月14日改毕定稿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枫园陋室
补记：
自博士毕业后，我便北上来到位于山西省太谷县的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这里虽较南方少了些灵动和妩媚，却让人感受到北方大地的质朴与厚重，校园中完整保留下来的民国时期铭贤老建筑更是让我有重回珞珈之感。
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为我等青年教师的成长铺路搭桥，可谓呕心沥血！校党委书记陈利根教授对我等年轻教师平日的生活、科研非常关心，甚是感动，前来试讲时与校长赵春明教授的一席谈话也让人如沐春风、倍感温馨！我所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文生书记、王宇雄副院长等诸位领导及老师都对我平日的工作、生活甚是关心、照顾！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后期修改过程也见证了我和立媛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组建小家庭的全过程。对于已至而立之年的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振奋和幸福的了！非常感谢妻子立媛在背后的默默守望和支持，我们将携手同行、相伴始终，岳父母对我的照顾不仅令人感动，使我在这远隔故土一千余公里的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而且也更是我在事业上徐图前行的不竭动力！
由于学识不足，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毫无疑问，本人对此概负全责。
吴强
2015年8月5日初稿于江西省婺源县方汇小区家中
2015年11月4日修改于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年12月27日改毕定稿于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或许因为兴趣驳杂，除了撰写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之外，自己也一直将书评写作视为拓展眼界、积累新知、锻炼文笔的重要途径。其实也就是踏入某一崭新领域的先导，借此得以对学术前沿有所窥探。当然，笔者在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少西方学术大家也通常是书评高手，而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则可以算得上近世华人学者中的书评“桂冠”，其《汉学评论集》中所收的42篇书评长者十几二十页，已不下一篇论文的分量，更为重要的在于他在文中对所评之书的持论公允和严谨的学术立场，绝非曲意逢迎或恶语中伤。有关书评写作的相关规范可参见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一文，共识网，2015年5月2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505191248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