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农业部化学局
“当哈维·维利博士于1883年被任命为美国农业部首席化学家时,他也将成为联邦食品监管的有力推动者。”[109]1883年1月中旬,维利来到华盛顿。[110]此后30年,维利先是作为化学局首席化学家,后担任局长,化学局在维利领导下也从起初农业部下辖的一个办公室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本节也将视线从维利个人转至化学局这一机构,讨论维利初上任时所面临的化学局现状以及维利对化学局未来发展方向的设想,这本身就是化学局由一个较为纯粹的科研实验机构向职能监管部门的自我定位移转,而后者也正好是维利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所要积极推动的目标之一。
当维利来到华盛顿就任首席化学家时,他所面临的化学局工作环境令人非常沮丧。农业部此时尚未有如今天一般的大楼,其化学实验室也只有一间房,且蛰居于专利局楼内的地下室。[111]此一窘况直至1890年才有所改观——建起一座三层砖楼专供化学局使用,这才使维利于二楼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和个人实验室,但化学局公共实验室的惨淡状况则依旧如故,“阴暗、肮脏且通风不良”[112]。化学局不仅设施简陋,而且规模也一直很小。整个19世纪80年代,化学局通常情况下只有10名专业职员、一两名速记员和1名黑人役工。[113]1883年维利刚上任时,化学局全年预算还不足50000美元。[114]上任后,为了维持原有工作的连续性和机构的稳定性,维利并未“另起炉灶”,而是保留了前任所留下的工作人员,这其中包括克里福德·里查德松(Clifford Richardson)和埃德加·里查德斯(Edgar Richards)这两位非常能干的化学家,他们日后在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中将成为维利的得力干将。为了便于工作,维利特将任教普渡大学时的两名学生查尔斯·克兰普顿(Charles A.Crumpton)和吉尔福·斯宾塞(Guilford L.Spencer)带至化学局从旁协助。
总之,不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备,维利初上任时所面临的化学局现状都十分堪忧,难以令人满意,显然无法与当今作为世界顶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相提并论,但维利并未退缩,他很清楚必须尽快开展工作,扭转不利局面,为化学局的未来发展赢得契机。
由于维利之前一直在普渡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来到化学局之后,他有意识地把化学局的工作与作为一名学者的学术研究相衔接,多以学术标准和科学要求而非行政导向来审视化学局的功用,维利将化学局视为有别于其他政府机构的一个学术部门,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行政科层组织。在维利的通盘计划中,化学局的人员组成只能是以他为首的化学家群体。
作为领导人,维利虽然为化学局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章程,但他公私分明,整个团队气氛紧张而融洽。在工作中,化学家出身的维利高度重视实验环节,亲下实验室监督试验进展情况。为使化学家在实践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维利提议,1884年成立了由农业部资助的官方农业化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gricultural Chemists),维利于1886—1887年度更是亲任该会会长职务。[115]维利以此试图强化化学家在化学局和农业部内的地位,他反复向农业部部长强调分析化学家对美国农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对于化学局未来的发展方向,维利设想将其打造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权威的化学分析机构。“始终坚信他所主持下的化学局将扮演独特且必要的角色”[116],并力主将化学局的工作重心放在自己最为感兴趣和最为熟悉的食品药品掺假领域——也就是对食品药品是否掺假进行鉴定和检测,同时也力争使化学局成为食品药品安全、配方和成分的标准制定者,而且是唯一法定机构。总之,“食品掺假、农业分析以及公众和分析化学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都是化学局职权所系”[117]。化学局在维利任内也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当维利于1912年卸任时,化学局全年预算已经超过100000美元。[118]当然,化学局经费急剧增长也与此一时期农业部的迅速扩张分不开。1897年至1913年间,农业部所雇佣的职员人数和预算额从只有2400人、360万美元分别增至13800人、2100万美元。[119]
因此,不论是基于公益角度还是单就化学局而言,维利都认定自己介入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对这两者利大于弊,不仅捍卫公众健康,而且也有助于化学局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