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时代的到来
进步主义运动在1906年至1912年这六年间达到最高潮，这也是美国政府针对各行业颁行监管措施最为频繁的时期。《联邦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查法》同于1906年颁布，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早期战果。[1]就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与进步主义运动两者之间的关联来看，食品药品纯净运动属于进步主义运动这一更大范围内社会改革运动的一个侧面，它是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发生在食品药品这一特定领域内的改革行动，对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考察因而也就理应被置于进步主义运动这一总体框架之下。[2]作为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重要一环——揭开食品药品掺假黑幕其实也是全体大众在进步主义运动期间要求将社会阴暗面大白于天下这一“阳光行动”的组成部分，进步主义运动的主基调就在于扫荡黑暗、迈向光明。
任何社会运动的发生既不可能瞬间突然爆发，也非空穴来风，其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联。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在论及政治理论和社会环境这两者关系时所说：“各种政治理论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现实情势，而是作为社会环境中一个正常的部分被生产出来的——所谓政治环境，在这里是指政治本身也存在于其间的那种环境。”[3]萨拜因此番论述一定程度上可被相应扩展开来而适用于对食品药品纯净运动与进步主义运动两者之间关系的描述。
曾经有学者将进步时代喻为美国“通往现代之桥”[4]，这表明了进步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所扮演的承前启后角色，是美国社会发展的转捩点。诚如斯言，通常论及进步时代，一般都会指明其作为社会转型期在美国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性。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此处所言“社会转型期”的意义：一是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农业和工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的原有比例易位，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石化、汽车、钢铁和电力这四大行业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哺育下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大公司和大企业，美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于19世纪末已经超越英、法这两大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而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另外则是美国社会面貌的巨大改观，在南北战争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激增和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而使城市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祥和静谧的乡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多数时候只能作为“它者”而存在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略带感伤的自然主义“乡愁”中。相较于物质生活层面，城乡之间的精神距离和价值分歧虽较难直观显现，却是最大分歧所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鸿沟越来越大”[5]，城市化进程也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独有价值[6]。美国作为“城市国家”开始成型，纽约已不仅是美国第一大城市，而且也跻身于世界性大都市行列。[7]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着美国实现脱胎换骨，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屹立于20世纪初的北美大陆。
然而，进步时代也存在着黑暗龌龊的一面，“进步时代起初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困惑”[8]。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在此时集中爆发，诸如城市居民住房拥挤[9]、贫富分化严重、交通混乱、街道污秽、疫病流行、市政腐败、刑事犯罪和城市贫民窟的膨胀……它们好似“毒瘤”，阻碍着美国社会的正常前进和发展。“总而言之，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济获得发展，但这些发展也带来新问题。”[10]这也刚好印证了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的判断：“现代化必然使社会各领域不断经历变迁，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混乱脱序不可避免。”[11]
换言之，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当今许多国家都正面临的“转型陷阱”问题，而进步主义运动则是社会各界人士针对如何顺利克服这一“阵痛”，从而能够更好地前行而发起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它涵盖了“破旧”和“立新”这两个方面。“破旧”指美国人破除头脑中旧有思维意识的惯性，逐渐走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迷思（不等于彻底放弃其精髓），不再一味地强调个人自由和选择自主，因为“自由依于秩序的18世纪文雅理想，换成了19世纪的不受惯例习俗束缚的自由”[12]，而是重新将个人回置于社会之中，在新时代下反思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立新”指的则是美国人逐渐接受并相信个人境遇好坏与社会环境两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们可以通过集体努力来改良社会，而社会环境的优劣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人境况。用克罗利的话来说，“美国生活的希望不仅充满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规训（Discipline）；不仅是个人意愿的自我满足，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从属和克己”[13]。进步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待工业主义的态度，其次则是人们对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能够改善自身处境的乐观态度。[14]更重要的还在于民众已经认识到政府理应发挥其整合社会资源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保障民众权益不受侵犯，而增进全民社会福利水平才是政府之所以成立和存在下去的最大理由。“进步主义者追求的是启用和发挥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部门）的能动性，敦促联邦和州政府在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公共福利、组织生产、在干预和管理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经济问题上发挥主要的和积极的作用。”[15]经过这番洗礼，传统的严格教条被打破，人们试图寻求建设性的变革。[16]当然，作为一种时代思潮，进步主义既受到来自前述美国内部因素的影响，也不乏同一时期欧陆思想的冲击。[17]就如18世纪蓬勃于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运动，“19世纪末的新大西洋经济将鼓励大西洋范围的新政治”[18]。
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阿隆（Raymond Aron）将历史解释称为“后知之明”（Retrospective Meditation）。或许当时的人们一时还很难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今天来看，进步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已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改善，创造出与物质繁荣相应的精神文化条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19]。参考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步主义运动也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盛行价值的一番重新审视。意在调整国家—社会—个人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重塑社会公正和公平。[20]进步主义运动的属性不是彻底颠覆式的革命，而是一场社会改革，“他们明确了‘进步’的方向，那就是基于关怀人民普遍生活条件的社会改良”[21]。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捍卫和保障美国民众的饮食用药安全，这在本质上符合进步主义运动的初衷和要旨，反映了美国社会各界对旧有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的不满、反省和对建立、健全新制度的迫切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