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读本》导读[1]

吴云

马汉麟（1919—1978），江苏泰县（今江苏省泰州市）人，著名语言学家，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是高等教育领域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杰出的学者。马先生在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为我国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马汉麟先生的生平及建树

马汉麟出生于1919年，1939年秋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4年毕业。大学期间，马汉麟专攻音韵学，但也钻研文字学和训诂学，同时爱好古典文学。马汉麟的受业之师多为大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得大师罗常培、唐兰、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真传”；在文学方面，“除了岳父游国恩先生之外，还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庸先生等”。[2]据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张清常教授回忆，马汉麟勤奋好学，乐观进取，不但孜孜追求学术，在自然科学、艺术、建筑等方面也多有兴趣。同时，他对品德格调要求很高，为人认真直率，尊师重道。除了品学兼优，马汉麟还有一项“特殊光荣”：“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著录共834人（不包括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参加抗战工作的295人）中‘应征翻译官’的第231名便是他。”[3]

大学毕业后，马汉麟曾以译员名义在昆明译员训练班做一般的文书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译训班解散。1946年夏，西南联大师生员工复员回京，秋天，马汉麟亦离开昆明来到北京。随后，马汉麟由清华大学文书组调到中文系任助教。在教学之余，他仍把精力放在音韵、训诂的研究上。1946至1948年曾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专栏上发表过《罗敷考音》《“倭堕髻”解》等五篇论文。借参加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工作之便，马汉麟潜心研究甲骨文，1956年发表的《关于甲骨卜旬的问题》和《论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辞》就是当时的研究成果[4]，这两篇文章很有影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忆及马先生早年治学特点及成就时说：“汉麟治学，严谨不苟。因此，他写的学术性文章大都确切可信，经得起推敲。例如他在《关于甲骨卜旬的问题》一文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过去认为甲骨卜旬以甲日到癸日为一旬是错误的，实际上殷人以癸日至壬日为一旬。这一点发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之所未发，由于证据确凿，目前已成定论。”[5]

1952年，由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不设文科，马汉麟奉调到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前身）语文教研室任教，讲授语法和修辞课，开始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他编写的讲义经两度教学实践，效果较好。1957年出版的《语法概要》就是根据当时的讲义整理修改而成的。该书旨在帮助读者掌握必要的语法知识，以提高阅读、写作水平。马汉麟在《语法概要》的序言中说：“当时的讲义初稿是按照学院讲授语法的三个原则编写的，这三个原则是：一、简单明了；二、合乎实用；三、采取现在各语法家的较好的意见，不偏从‘一家之言’。”当然，他在采取各家之长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语法概要》一书的特色“表现为以下两点：（一）着重句子的结构分析，适当地介绍一些必要的语法知识。这样做，既无损于一般语法规律的揭示，又可避免烦琐叙述，减少了读者的学习负担。（二）重视实践指导。在每一章节中配合理论，列举病句，说明错误的原因。同时，在分析句子时，把有关造句方面的逻辑、修辞上的必要知识和句法结合起来，加强指导作用。每一章之后又附有习题，用来帮助读者思考和运用语法知识”[6]。此外，他还发表了两篇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论文《论两面性的动词（语法笔记之一）》和《新兴的“把字句”（语法笔记之二）》，均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第1期。

1954年，马汉麟应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之邀，调入南开大学，负责教授古代汉语课程。从是年至1978年逝世的二十余年里，马先生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中。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7]，历任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文学会理事等职。

当时教育部倡导全国高校有条件者要开设古代汉语课，马汉麟刚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便决定暑假后开设此课。作为先行者，古代汉语课程的局面是既无教材，又无可以借鉴的经验，教学工作可谓困难重重。马汉麟知难而进，全力以赴，刻苦钻研。他一边搜集资料、自编教材，一边自刻讲义、习题、考题，工作常至深夜两三点，甚至通宵达旦。他从古籍中摘取有语法特点的短文，然后自己刻蜡版，再送到教务处印刷，每次上课时先发讲义，再授课。

马先生曾说，搞教学要有一颗热乎乎的心，想方设法把学生教懂。所以他既重视教材建设，也重视课堂教学，对教材设计、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与评讲，以及课外辅导每个环节都高度负责，即使是已经讲了几遍的内容也要重新写教案。他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有时因听课的人多不得不临时增加座位。

马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是从感性到理性。例如他讲《论语》或《孟子》，先讲其中的一段课文，然后再讲此段课文中的语法特点，这样便引起了学生极浓厚的兴趣。不仅如此，他对“之、乎、者、也、已、焉、哉”等每个虚词的作用讲得一清二楚。这是马先生在古代汉语教学领域的创新。笔者作为马先生的学生，曾经请教马先生：“您的古代汉语课，人人听了都喜欢，每个班都反映好，其中的窍门是什么？”他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用舒缓的语气告诉我，讲课是一门综合艺术，学识浅者必然讲不好课，学问深者，即便是学术权威也不一定都能把课讲好。讲课要注意四点：其一要熟悉教材，有的短课文能背下来，有些较复杂的课文也要熟悉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千万不要读讲义；其二，讲课的语气应有抑、扬、顿、挫；其三，讲课要有情感，要把讲的内容饱含深情地讲出来；其四，讲课时语速要适中，太快了不好，太慢了也不好，要让听课的人既能听懂又能记下笔记。

马汉麟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他认为教学与科研要同时抓，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他说不搞科研就不能提高教学，光搞科研不重视教学等于放弃本职工作。他自己一面为搞好教学而绞尽脑汁，一面为科研而埋头苦干。马汉麟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平日的科研工作，使他对古代汉语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1960年，署名“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编”的《古代汉语读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修订本，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以《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为书名再次出版）。“该书是马汉麟领导一名年轻教师和数名学生，在他的教学讲义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书中熔铸了他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8]马汉麟在日记中写道：“从体例到选材，从注解到语法分析，我付出了不少的劳动和心血。特别是其中语法部分，包含了我几年来没有发表的若干科学研究成果。”因此，“该书实际上是马汉麟的学术著作，该书的体系是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古汉语语法体系”[9]。《古代汉语读本》以文言语法的重要问题为纲，配合课文、注解、练习，使初学者能较快地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提高阅读一般古书的能力。事实证明，该书简明实用，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被很多高等院校选用。这部书在古代汉语课程的教法和教材建设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所出的《古代汉语》教材，大多采用或吸取了这部教材的体系。

1961至1963年，马汉麟赴北京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四卷本《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工作，为该书常用词、通论部分负责人；还负责执笔古代文化常识部分[10]。这部教材的语法部分，以《古代汉语读本》为主要内容并加以扩大，文选部分在马先生指导下加以扩展。其理论指导仍为“从感性到理性”，通过讲文章来讲出语法特点。此书出版后，全国高校的古代汉语课都采用了此书做教材。

1971至1972年，马汉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的语法部分，为此编写了讲义，1974年后，他对一稿曾做过一些修订，撤换和增补了一些例句。马先生去世后，此书原稿佚失。1979年，在笔者提议下，陕西人民出版社应社会需要，根据南开大学中文系1972年的油印本，以《古汉语语法提要》为书名正式出版，成为马汉麟先生的遗著，1985年又出版了增订本。该书出版前，马汉麟先生的同学、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校阅了全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该书作序。朱先生在序言中说：“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举例精当，是学习古汉语语法很好的入门书。……书中还常常通过古今语的对比来说明古汉语语法的特点。这些对初学的人都是很有帮助的。”

马汉麟先生对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之深入，还体现在两篇论文中，即1962年发表于《中国语文》第10期的《古代汉语“所”字的指代作用和“所”字词组的分析》和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遗作《古代汉语三种被淘汰的句型》。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马汉麟对语言现象观察非常细致，分析精当，常能从极常见的语言现象中发现问题，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开阔人们的研究思路。马汉麟研究语法，“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尊重语言事实。从事实出发，用事实说话，探求符合语言实际的规律，揭示客观存在的语法问题的本质。他一再强调语法的社会性，反对以今释古，都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11]。马汉麟很重视积累资料，平日读书，大都在书上画记号、写批注，还坚持做笔记、做卡片。他在多年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卡片，数万条古汉语语法例句素材，对古汉语语法规律有许多新发现。马先生还结合自己的心得，悉心指导学生从事科研工作。例如在选题问题上，马先生认为须具备三点：其一为原创性，即古今没有研究过的题目；其二，所选的题目要在你研究的学科占有较重要地位；其三，你完成的科研成果，要形成一个“台阶”。

关于马先生生平，须补充事情较多。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摧残了马先生的身心。马先生1954年调到南开大学任教，三年后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将他错划为“中右”。特别是1958年，是他受难的一年。全国高校掀起“拔白旗”的高潮，高喊口号，要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其声势之浩大是空前的。中文系最受欢迎和爱戴的教师马汉麟、许政扬先生被当作“白旗”重点批判，紧接着又发起了另一项运动，也就是群众搞科研，写批判文章，编写教材，当时在编写组，马先生实际上“靠边站”了。

马先生还有一个沉重的包袱背了几十年，就是前面张清常先生认为是“特殊光荣”的事，即应征任翻译官。其时正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美国帮助中国抗日，故急需翻译人才，通过考试，马先生被录取。当时规定翻译官都授以少校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对凡任过少校以上军衔者均以严重政治问题对待。尤其是1967年“工宣队”进校后，搞学习、搞大批判，一坐就是一整天，无论是精神还是体力，对他来说都是难以支持的，1969年冬搞“战备疏散”，南开被疏散到保定地区的北城村，马先生也在其列。他患坐骨神经痛，到农村后更严重了，既得不到及时治疗，又不能返校。他让同住的学生给他扎针，但因为他身体虚弱，下肢严重浮肿，这位学生怕他经受不起强烈的刺激，马先生几次请求，对方都没有答应。后来，在马先生的一再请求下，这位学生才提心吊胆地给他扎了一个多月……

自1957年以来，马汉麟先生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文革”期间，精神上备受摧残，病情加剧。1972年，他患上心肌梗死，动辄心绞痛、憋闷、气短，医院开了全休假，但他仍经常忍着心绞痛、含着硝酸甘油片参加教研室的业务会，在家编写《古汉语语法提要》教材，审阅青年教师的讲稿，提意见、贴浮签，给本系和外系的同学讲书、答疑。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马汉麟欢欣鼓舞，决心为祖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再做贡献。他不顾病情严重，为教学、科研和培养师资辛勤操劳，为教研室承担编写的《古汉语虚词词典》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自己又终日伏案读书，搜集古汉语语法例句。住院期间，床头还放着《汉书》、钢笔和笔记本。1978年9月9日，马汉麟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给挚爱他的亲人、朋友、学生和语言学界同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12]

二、《古代汉语读本》的内容及特点

（一）成书背景

1954年至1958年，马汉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古代汉语课。马先生自编教材，每次上课前现发讲义。他的讲义以文选为主，通过对文选的讲解，着重分析古汉语的语法特点。课程每到一个段落，便结合文选加以总结，以便同学系统而牢固地掌握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他的讲义、教学笔记、课堂总结、科研成果，综合起来，就是日后《古代汉语读本》一书的雏形。

1958年暑假期间，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古代汉语小组由马汉麟负责，任务之一是编写一部古代汉语讲义，为大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初学古代汉语提供一种简明适用的读物，大学文科其他各系同学和社会一般读者也可以用来作为学习文言的参考书。经过一个月的奋战，一部新的古代汉语讲义编写完成；之后一年半的时间，在中文系助教解惠全的协助下，马汉麟对新讲义加工修改，成为一本具有新体系的《古代汉语读本》，196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出书后，马汉麟对该书做了一些校改。1982年，笔者根据马汉麟生前的手校本做了细心修订，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慨然作序，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了《古代汉语读本》（修订本）。

《古代汉语读本》是马汉麟先生倾尽心血之作。该书不但来自教学实践与科学研究，成书之后仍通过教学与科研反复检验，加以修正，因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在学科建设上，创立了新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在课程建设上，开创了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崭新途径。

（二）内容结构和特点

《古代汉语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以文言语法的重要问题为纲，除前言和绪论外，共分为十课。每课包括语法和课文两部分，两部分有机联系，互相呼应。讲完某课的文言语法问题，再通过几篇能反映该课语法问题的课文加以印证，“讲和读结合，学和用结合，抽象的规律和具体的材料结合，前后呼应，相辅相成”[13]。这样安排的特点是：第一，既不是单讲一个文言语法的体系，也不是仅选注文章、做注解，因此避免了语法书的枯燥和与现代汉语语法课的重复，也避免了使语法问题零散化。第二，通过学习课文，可以巩固所学的文言语法知识，由感性提高到理性，并丰富古代汉语的词汇知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

具体到每课的内容，《读本》的编排也十分科学。语法部分的每个知识点中附有大量例句，在估计读者学习有困难的例句后面，都附有必要的注解或翻译。课文部分在文段后有注解和解题，注解包括词句注释、虚词用法说明和特殊句法构造分析；解题是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做出分析，帮助读者理解课文。每课均配有课外练习资料和语法练习，附于书后。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明显的优点：

1.语法例句和课文教材方面，“大都选自先秦两汉间及魏晋对后世‘书面语言’影响较大的古籍”。对读者在“旧学”方面可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接下去可精读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2.重视词汇教学，注意通过文选引导学生掌握常用词。本书虽未单设“常用词”一项，但马先生在课堂教学中“每讲一篇文章都提出几个词语专门进行分析讲解，还在他的教案上用红笔圈出若干重点词语要求学生掌握……估计有600—700个”[14]。

3.重视古文今译训练。《读本》后面附有“课外练习资料”和“语法练习”各十课，在“说明”中，马先生指出，编选这些资料是希望初学古代汉语的人理论联系实际，在字典辞书的帮助下进行练习。练习题要求学习者能将各条资料（包括短文和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是一种综合训练，也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最好手段。

4.重视古代汉语知识的全面性。1958年，马先生主持制订了新的古代汉语课设课计划，设基础课“古代汉语”（一）（二）两门。（一）主要讲《读本》的内容，（二）主要讲音韵、文字、训诂。《读本》编写中也体现了这一课程思想，注意融合多方面的知识。此外，马先生参加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执笔了该书的通论部分，此部分包含了与古书阅读能力相关的各类古代汉语知识，并特设“古代文化常识”四篇，内容之丰富，可视为有关传统文化的小型百科全书。

时光飞逝，马汉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一年了。1993年，由朱德熙先生编选的《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出版，收录马汉麟先生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论著九篇；1998年，马汉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纂了《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邢公畹先生说：“他一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时间最长，教学上和科研上的功绩都很显著。”并引用朱德熙先生的评价“汉麟为人忠厚谦逊，好学深思，治学严谨，作风踏实”，怀念马汉麟先生的学术品德。李何林先生曾说：“马汉麟是匹好马。”如今，马汉麟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恰逢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马汉麟先生的《古代汉语读本》，意义非同寻常。笔者作为马先生的受业弟子，感念恩师，其情难表。马先生以五十九年的短暂一生，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在九泉之下也应是欣慰的。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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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由吴云教授执笔，在编辑过程中，经作者同意，本社根据其他相关资料，对导读内容做了必要的增补和修改。特此说明。

[2]张清常：《忆汉麟》，载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张清常：《忆汉麟》，载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这两篇论文均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5]朱德熙：《古汉语语法提要·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页。

[6]参见董树人执笔“马汉麟”条目，载《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编《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二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7页。

[7]关于马先生的职称，张清常先生《忆汉麟》一文中写道：“1978年夏，南开大学被中断多年的学术评议会讨论晋升正教授的人选问题，全体通过马汉麟等晋升正教授。九月汉麟逝。”此表述足可为证。

[8]参见董树人执笔“马汉麟”条目，载《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编《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二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页。

[9]同上。

[10]2008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即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古代文化常识”部分。该书后记中特别说明，此书原版的执笔人为马汉麟先生。

[11]解惠全：《回忆恩师马汉麟》，载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2]参见游珏：《马汉麟传略》，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六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13]参见董树人执笔“马汉麟”条目，载《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编《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二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

[14]解惠全：《回忆恩师马汉麟》，载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纪念马汉麟先生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