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可接受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可接受性思想体现在其法律商谈理论中，法律商谈是以论辩的方式实现法律论证的过程，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是建立论据的质量与论辩过程的基础上。哈贝马斯的可接受性是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判决的可接受性是基于正当化理由的合理可接受性，凡是根据合法程序而获得法律效力的“就被当作法律”，而且“尽管法律上存在着废止的可能性”，它暂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要充分说明这种法律规则的意义”只有同时诉诸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或事实的有效性，即得到接受；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或规范有效性，即合理的可接受性。^[20]

哈贝马斯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有效性概念基础上，因此理解其可接受性思想必须探讨其有效性思想。哈贝马斯的有效性概念不太明确，有效性有以下几种含义：指和事实性对应的规范性；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哈贝马斯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事实与规范的二分法基础上，其有效性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为哲学基础，用交往理性取代了实践理性。交往理性是主体之间相互理解、重构合理性规范的活动，这其中，相互的理解特别重要，“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动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21]交往理性通过语言来实现，“语言是一种交往媒介，是为理解服务的，而行为者通过相互理解，使自己的行动得到合作，以实现一定的目的。”^[22]

哈贝马斯运用了康德的观点来阐述法律有效性，法律有效性的两个成分，即强制和自由，使法的承受者有可能选择其行动视角。要充分说明法律规则的意义，只有同时诉诸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或事实的有效性，即得到接受；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或规范有效性，即合理可接受性。^[23]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理论把已有的分析类型打碎，重新抽象为两个维度。在法的事实有效性方面，哈贝马斯放置了现代法律的实证性以及社会有效性，包含了阿列克西分类中的法律有效性和社会有效性，魏德士的法律效力和现实有效性；在法的合法性方面，哈贝马斯设置了合理的可接受性。^[24]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在于程序中的合理商谈，商谈中双方的共识使法律具有了可接受性。合法性并不是来源于先定的个人意愿，而是个人意愿的形成过程，亦即话语过程本身……合法性的决定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愿，而是所有人讨论的结果。赋予结果以合法性的，是意愿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形成的意愿的总和。讨论的原则既是个人的，也是民主的……哪怕冒着与长久传统相抗的危险，我们也必须肯定，合法性原则是普遍讨论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意愿的表达。^[25]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通过语用学的预设对可接受性理论进行了论述：

言语行为的可接受性依赖于（许多条件中的）两个语用学前提条件的满足：

（1）存在言语——行为——类型被限定的关联域（预备规则）。

（2）言说者能进入一定的言语——行为——类型义务（本质规则、诚意规则）的可认可的约定^[26]

根据这个预设，实现合理的可接受性有两个条件，首先把对话商谈行为限定在特定的范畴，排除与对话无关一些做法。如司法实践中，庭审活动的进行，对话限定在庭审背景下。确定对话的场域后，由本质规则、诚意规则来保证协商的结论具有可接受性。因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对司法判决的确定性有重要影响的是程序，“有关各方可以确信，在产生司法判决的程序中，举足轻重的不是任意的理由，而只是相关的理由”^[27]。实践中，法律体系中的程序规则，即哈贝马斯称之为“内在运用程序的规范”，保证了“唯一正确”的判决具有可能性。程序性规则赋予每个人主张公平程序的权利，这个权利保证的不是裁决结果的确定性，而是对有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商谈式澄清。司法实践中，程序的确定性和正确性促进了判决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