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一
本案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因为车辆注册登记日期信息是否告知产生争议，卖方认为当时已经口头告知，买方给予否认。由于登记日期不同会影响到车辆价格，所以买方主张返还差价。法院最后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各打五十大板。本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
1.事实方面：卖方是否将车辆登记的真实信息告诉买方？卖方是否构成欺诈？
2.法律适用问题：法院最后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九条。[3]双方当事人均认为法院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问题。
此外，笔者作为此案的代理律师，在庭审中明确提出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4]，即使认定卖方没有告知车辆登记的真实信息，构成欺诈，也属于合同撤销问题，而卖方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并未行使撤销权，所以卖方无须承担责任。法院对这一抗辩理由在裁决书中没有任何体现，按照约翰逊辩证层理论，法院是不是应该进行回应？
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上诉人）邢某某
委托代理人赵某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上诉人）赵某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郑某
原审原告邢某某、赵某某为与原审被告郑某汽车买卖合同纠纷，在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07年12月11日立案，经审理做出（2007）东民初字第3586号民事判决，并于2008年10月21日宣判。邢某某、赵某某、郑某不服该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11月26日受理此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郑某的代理人郑伟、杨猛宗，赵某某本人并作为邢某某的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邢某某、赵某某系合伙关系。2006年5月17日，邢某某、赵某某购买郑某所有的牌照号为津BU6162黑色加长林肯轿车一辆，价格54.5万元。当日邢某某、赵某某即将全额价款交付郑某，郑某将车辆及其相关证件亦交付邢某某、赵某某，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该车行车证等均表明该车系2004年出厂，次日办理车辆所有人变更登记时，经公安机关机动车管理部门查验，该车系1999年出厂。2006年5月24日，机动车管理部门将该车的出厂日期更正为1999年12月1日，初次登记日期更正为1999年9月7日。2006年9月15日，该车所有权人变更为邢某某。另查，旧机动车交易应当先对车辆进行“外检”，而后才能办理产权变更手续。邢某某、赵某某因车辆注册登记日期签注，及转出手续时间过长等问题曾进行“信访”；2007年4月12日，天津市公安局维持了交通管理局的决定，即公安机关在办理该车转籍等手续中，并无不妥之处。审理过程中，赵某某自行委托天津市中信岳华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涉诉车辆进行鉴定评估。评估结果为：初次登记日期为1999年9月7日、牌照号为苏F6S999（原津BU6162）的涉诉车辆，在2006年5月24日的市场价格为44.8万元，在2008年7月26日现实状况下的市场价格为33.3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邢某某、赵某某与郑某对于涉诉车辆的买卖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双方对于该车在购买时邢爱萍、赵凤银是否明知系1999年出厂的问题产生争执，继而对该车的成交价格产生异议。对此本院认为：涉诉车辆系加长林肯车，该车非一般家庭用车且价值较大。郑某作为该车的所有人，应当对该车系1999年出厂而非如行驶证上标明的2004年出厂的事实明知。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郑虹应当明确告知邢某某、赵某某，或应订立书面合同并明确写明。现郑虹不能证明已将此明确告知邢某某、赵某某，而且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据此，应认定郑某在买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过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李某的证人证言，因该证人与郑某系协作关系，同时该车在买卖之前挂靠在该证人的婚庆公司处，该证人与郑某有利害关系，此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故对该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定。至于邢某某、赵某某在本案中是否有责任的问题。首先，邢某某、赵某某在购买如此高价值车辆前，应当对该车进行仔细查验。庭审中，其明确表示并未看到该车左前门侧方有明确的标牌标明该车系1999年出厂，而通过鉴定评估时的视频映像，可清晰看到该标志牌的存在。对此邢某某、赵某某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其次，邢某某、赵某某在办理变更车辆所有人的手续时，公安机关已经检测出该车系1999年出厂，即与机动车行驶证记载的出厂日期不符，此时邢某某、赵某某应为明知该车系1999年出厂，在发生此种与双方约定不一致的重大事项时，邢某某、赵某某理应中止办理相关手续，与郑某另行协商或提出解除合同。但邢某某、赵某某却继续将所有人变更手续办理完结，任由此损失的发生。故此，应认定邢某某、赵某某在此过程中也具有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对于邢某某、赵某某购买该车价款与通过鉴定评估该车在2006年5月24日的价格之间产生的差价9.7万元，及邢某某、赵某某因鉴定评估所支付的费用4000元，邢某某、赵某某与郑某应各承担50%。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郑某返还邢某某、赵某某购车款9.7万元的50%即4.85万元、鉴定评估费4000元的50%即2000元，共计5.05万元；二、驳回邢某某、赵某某其他诉讼请求。
邢某某、赵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郑某返还邢某某、赵某某多支付的购车款9.7万元，及鉴定费4000元；2.全部诉讼费由郑某负担。主要理由是：邢某某、赵某某向郑某购买诉争车辆时，各种证件均显示该车系2004年出厂；双方交易完成后经车管部门检验确认该车为1999年出厂，邢某某、赵某某方知被骗。原审判决将郑某的欺诈行为认定为“具有一定的过失”明显不当。邢某某、赵某某得知被骗时已找不到郑某，只得选择先办理过户手续，再行追偿损失。而原审法院却由此认定邢某某、赵某某对损失的发生具有过错，并判决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依鉴定结论，邢某某、赵某某多向郑某支付了9.7万元，据《合同法》107条的规定，郑某应承担违约责任，将9.7万元悉数返还，而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119条判决邢某某、赵某某承担50%的责任是错误的。
郑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邢某某、赵某某的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由邢某某、赵某某负担。主要理由是：在诉争车辆买卖过程中，由于公安交管部门电脑系统升级的原因，将该车的出厂时间登记为2004年，但邢某某、赵某某在交易时知道该车的真实情况，郑某对此并无隐瞒，不存在过失。原审法院采信赵某某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错误。双方在交易中对车辆的价格是明确和确定的，不存在适用《合同法》62条2款的情形；鉴定未考虑车辆的用途，其结论不科学，且鉴定系赵某某自行委托，郑某对此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邢某某、赵某某与郑某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双方均未提出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邢某某、赵某某与郑某间买卖的诉争车辆，系价值较高的商品，双方应订立书面合同以明确车质车况等必要事项。现双方对车辆出厂时间和价值产生争议，而由于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明确相关事项，以致就此无从考据，故双方应就此承担后果。诉争车辆的行驶证等证件显示该车的出厂时间为2004年，而车辆的实际出厂时间为1999年，在此情形下，郑某作为卖方负有就此向买方做特别告知的义务。现郑某无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特别告知义务，当可认定郑某在该车买卖中具有一定过错，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邢某某、赵某某作为买方，其购买如此贵重的商品，应当并有条件审慎考查和获知车辆的真实情况，据以决定如何行为。而邢某某、赵某某在车辆交付前，未就此进行审慎考查，故原审法院认定其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是妥帖的。又因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以致无从确定车辆买卖的价格系依何时出厂之车辆的价值确定，故原审法院参照车辆交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买卖价格是较为公平的。至于原审判决依据的鉴定评估报告虽系由邢某某、赵某某一方委托进行，但鉴定评估系于诉讼中委托进行，鉴定评估及结论本身并无违法或不当之处，故原审法院确认其为证据使用并无不妥。基于邢某某、赵某某与郑某双方在买卖过程中存在的上述过错，以及车辆交易价格与交易时的市场价格间的差距，原审法院确定邢某某、赵某某与郑某双方，对车辆差价9.7万元及鉴定费4000元，各自承担50%的担负责任是允当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邢某某、赵某某、郑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费2320元，由邢某某、赵某某负担1160元，由郑某负担1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