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可持续农业运动及其启示
（一）国际可持续农业运动的产生
二次大战后，一方面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引起对农产品需求增长的拉动，一方面是积聚了近百年的农业科技成果的集中迸发，加上相当廉价的现代投入，农业的商品化肥、能源、农药等外部投入急剧增加。以化肥为例，全球施用量从几十万吨猛增到1960年的2740万吨，1989年则达到14360万吨。发达国家在20～30年间，相继完成了常规农业现代化，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彻底逆转。以美国的玉米生产为例，化石能使用量增加了4倍多，其中化肥占30%，农机和燃料占22%。玉米单产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不到3000kg增至7500kg。正当发达国家为农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而窃喜，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把发达国家的这种常规农业现代化看作是样板时，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发达国家的农业开始暴露出一系列关系到能否继续发展的大问题。
其实，有的问题如农业化学品对环境的污染，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并引起了一些生态学家的关注。1962年，美国科学家雷切尔·卡尔逊经过多年对DDT、六六六等有机农药的细致调查，认定这类在当时被宣扬为“救世神药”的多氯代苯，在土壤、水体中的残留不但几乎不降解，而且进入生物到人的食物链后浓度不断提高，对哺乳动物会产生致命影响，其中之一是鸟卵不能正常存活和孵化。她以此为题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那些倡导无节制使用农业化学品的人无疑是一针清醒剂。从此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球范围内被唤醒。
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性的粮食、人口、能源和环境“四大危机”，促使“罗马俱乐部”的一批有识之士对造成人类困境的原因及对策开展了前瞻性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从他们1972年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到1979年的第七个报告《无极限的学习》，对可持续的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主张“零增长”发展到“有机增长”；提出增长有数量和质量之分，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质量；指出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主张加强革新性的学习，从根本上提高人类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同自然、社会因素的关系的能力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系列报告是划时代的著作，它们带动了全球性的对常规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思潮的产生。由于常规现代农业与农业经济的问题在这些著作中涉及很多，因此同样也促进了可持续农业思想的形成。
1981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这是一本在全球范围相当早、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最早提出“可持续”概念的文献。该书以史前就已出现的玛雅文明历经17个世纪、最终在公元900年前后崩溃为例，说明因为人口失控，导致土地过垦过种，因而表土严重流失，以致使古玛雅人最终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比了当前人类面临的类似问题，包括土地过垦、草地过牧、滥伐森林和狂捞滥捕等，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没有好好地管理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地球，而且还在从儿孙那里借支和透支地球。”这就触及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精髓——代际公平问题。布朗提出的对策包括控制人口盲目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及开发可再生能源。
1981年，美国农学会、作物学会和土壤学会联合发起，在亚特兰大召开了关于有机农作现状及其对可持续农业的作用评估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有机农作当前的技术及其对可持续农业的作用》一书。尽管书中仍大量使用“替代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的提法，但可持续农业的思想已基本成形。书中明确指出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随意增加使用农业化学品，导致成本不断增加和对环境的副作用，普遍改轮作为连作一年生作物，加重水土流失，完全依靠不可再生化石能投入。这样的农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美国农业的一个转折点，美国作物价格和土地价格持续下跌。随着美元升值，世界经济衰退和美国农产品出口量的下降，20余万个农场因无法还贷、失去抵押的土地而破产。据统计，1988年全国处于“破产边缘”及“剩余资产严重丧失”状态的农场已达到总数的18.9%。只是靠了政府出面干预——给农业以创纪录的二三百亿美元的补贴，才暂时稳定住局势。与此同时，农业对环境的多种负面影响日益引起公众和决策层的关注。经过数年调查，美国环境保护局认定“农业是地上/地下水最大的非定点污染源”，食物中农药和抗生素残留问题日趋严重，其他如土壤侵蚀、次生盐渍化及地下水过采等也都发展成区域性严重问题。以常规现代化农业为特征，美国在社会、经济方面不断暴露出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农业理事会（一个半官方的决策咨询机构）任命了以衣阿华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美国农学会主席John Pesek为首的专家委员会，调查研究解决困境的替代性生产系统。1989年，该委员会通过美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委员会发表正式报告——《替代农业》。指出“常规现代农业有不少伴生的破坏作用”。认定所调查的11个农民自发建立的11个替代农业案例都是“非常成功”的。主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定为保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成本和减少农作对环境的不良后果。
20世纪70～80年代，也是西欧国家农业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农业很快复苏，并且完成了向常规现代农业的过渡。以英国为例，以科技和增加投入为中心的农业革命从1936年开始持续了50年之久，使英国最终摆脱了农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境。英国谷物自给率1985年已达112%，1991年农产品年出口额达21亿美元。这期间，英国小麦单产水平从1936年的每公顷2.2吨提高到1986年的6.5吨，从而位居世界领先水平。欧共体（欧盟前身）建立后制定了对农业大量补贴的政策，使得各成员国还普遍出现农产品过剩以及同美国争夺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现象。然而，密集投入给种、养业造成的环境问题逐渐显现，特别是高度集约化的畜牧业加上高水平的化肥施用，使硝酸盐对地面水和地下水污染日益严重，以至于开始威胁到饮用水的安全。
在上述背景下，生物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和综合农业等企图替代常规农作的思想和方式在发达国家不断出现。其中，生态农业和综合农业是很有代表性的。
西方的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虽与中国生态农业在名称上偶然性地雷同，但彼此之间在开始并无内在的关系。它是由英国学者M.凯利-沃辛顿于20世纪80年代初倡导的。其出发点在于追求小规模的、封闭式农业系统的生态循环合理性。它带有的极端色彩的主张，反映了对当时在西方盛行的大规模、高投入常规现代农业模式强烈的叛逆和批判性。1993年，M.凯利-沃辛顿对生态农业的定义作了部分修改，正式的表述为“建立和维持一种生态上自我支持、低投入、经济上有活力的小农经营系统，在不引起大规模或长期性环境变化，或者在不引起道德及人文社会方面不可接受的问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谋取增加净生产。它必须是：①在包括能源在内的诸方面能自我维持；②多样化的；③单位耕地面积的净产量要高；④在经济上有活力；⑤自己加工所生产的大部分农产品；⑥以道德和人文标准判断是可以为大众所接收的；⑦一般为小规模。”
综合农业（Integrated agriculture）则是“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界调节机制综合到农耕活动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替代外购投入；通过实施‘亲生态性技术’，确保可持续地生产高质量的食物及农产品，维持农业正常收入水平，消除或减轻现今存在的农业对环境的污染，维系农业除生产之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休闲、观赏等多功能性质”。它强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态科学的基础之上，指出必须减少农产品过剩，同时降低农业的环境成本，以确保农场的经济活力和公众对农业的认可接受程度。
西欧“生态农业”和“综合农业”等替代农业思想，从一开始就强调低投入，除与它们已有的投入水平过高有一定关系外，主要还是倡导者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换取环境好转，甚至回归自然的主导思想。客观上，这种思想也有助于解决大量的农产品过剩问题，迎合了减轻农业补贴负担的呼吁。
（二）国际可持续农业运动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启示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经从初期的概念探索阶段进入到实质性推广阶段，其表现出的若干特点，对于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或者说正是中国生态农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注重实践。如美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农业实践者协会，欧、美日益扩大“有机农产品”、“自然食物”、“绿色农产品”等的开发。
——越来越多的产业集团参与。如跨国化工集团纷纷转向能减少物质投入（如化学农药）的农业生物技术开发；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化肥等）集团竞相研究开发高科技的“精准农业”，使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残留和保持环境等多个目标同时实现，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舆论和环境。
——加强生态学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结合的基础性研究。例如“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已从1976年表述为“多种防治方法配合而成的协调的害虫管理系统，采用以充分利用自然防治机制为主的多重战略”，发展到“考虑到害虫中的种群动态及其有关环境，利用所有适当的方法与技术，以尽可能互相配合的方式，把害虫数量控制在低于经济损害的水平，即不要求彻底消灭害虫”，再进到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而“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重新设计”。
——寻求通过实现能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效益的“满意”单产或“亚高”单产，而不再是常规的“最高”单产，达到减轻农作的资源、环境压力的途径，体现了一种“折中”的思路。
——探索由常规现代农业向可持续农业过渡的条件，包括“转型期”及“转型成本”。
——同可持续农业关系密切的新型交叉科学，如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如提出计量自然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方法论，农、林业对二氧化碳储积、减少温室气体的服务价值及交易，以及农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概念。
——一些欧盟国家，尤其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倡导用跨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方法论解决可持续的土地利用问题。“生态区域途径”方法综合考虑了多种需求及多项限制因子，试图解决发展中国家土地利用方面的重大问题。